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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凱里滅門案（第3頁）

在擔任城管局局長期間，黃德坤利用職權為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他幫助三哥黃德凱承接工程，從中獲利。他還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了一張大學文憑，為自己的晉升鋪平道路。此外，黃德坤還購買了豪華別墅，生活奢華。

令人震驚的是，黃德坤在擔任公職期間，仍然保持著犯罪時的暴力傾向。據(jù)報道，洪金洲家中曾兩次被盜，損失財物價值數(shù)百萬元。洪金洲懷疑是黃德坤所為，但黃德坤拒不承認。此外，黃德坤還曾按照洪金洲的指示，將一名派出所所長的鼻梁骨打斷。

2013年，洪金洲因涉嫌受賄、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落馬。然而，黃德坤卻沒有受到牽連，繼續(xù)在官場中混跡。2015年8月，他調任凱里市棚戶區(qū)改造辦副主任，保留正科級。這次調任被認為是一次明升暗降，可能是因為他與新領導的關系不睦。

黃德坤的雙重生活最終在2016年結束。這一年，他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調查，隨后被發(fā)現(xiàn)是"凱里兩案"的兇手。在接受調查期間，黃德坤表現(xiàn)出了令人驚訝的冷靜和條理。他在回答問題時，總是使用"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等條理分明的表述方式，被旁聽者稱為"滿口官腔"。

七、犯罪心理剖析：動機與行為

黃德坤和潘凱平為何會犯下如此殘忍的罪行？這背后有著復雜的心理因素。首先，經(jīng)濟壓力是促使他們犯罪的主要動機。黃德坤在歌舞廳失火后負債累累，急需資金來償還債務。潘凱平同樣面臨經(jīng)濟困境，兩人一拍即合，決定通過搶劫來改變命運。

其次，嫉妒和不滿也是犯罪的重要原因。黃德坤與安坤是兒時玩伴，但安坤在學業(yè)和事業(yè)上都比他成功，這可能引發(fā)了黃德坤的嫉妒和怨恨。此外，黃德坤曾向安坤求助調查歌舞廳火災原因，但安坤未能給出令他滿意的答復，這進一步加深了他的不滿。

第三，黃德坤的性格特點也是犯罪的重要因素。據(jù)同學回憶，黃德坤從小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但好勇斗狠，下手狠毒。這種性格使他在面對挫折時，更容易采取極端手段解決問題。此外，黃德坤曾學習武術，力氣很大，這使他在犯罪時更加自信和殘忍。

第四，潘凱平的依賴性人格也是案件發(fā)生的因素之一。潘凱平性格內向，缺乏主見，對黃德坤言聽計從。這種依賴關系使他在黃德坤提出犯罪計劃時，沒有能力拒絕，最終參與了這起惡性案件。

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黃德坤和潘凱平的行為符合"挫折-攻擊"理論。他們在面對經(jīng)濟挫折和社會地位低下的情況下，產(chǎn)生了強烈的挫折感，進而通過攻擊行為（搶劫和殺人）來釋放這種挫折感。此外，他們選擇殺害安坤并搶走他的配槍，也反映了他們對權力和控制的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黃德坤在犯罪后不僅沒有表現(xiàn)出悔意，反而通過不正當手段進入官場，并在其中如魚得水。這種行為可以用"道德脫離"理論來解釋，即個體通過一系列心理機制，使自己的行為與內在的道德標準相脫離，從而減輕罪惡感。黃德坤可能通過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如"安坤對不起我"）和責任轉移（如"這都是為了生存"）來減輕內心的譴責。

在被捕后，潘凱平表示18年來他一直寢食難安，深感罪孽深重，尤其是最近幾年，頭發(fā)掉了很多。這表明他的內心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相比之下，黃德坤在庭審中表現(xiàn)得更加冷靜和理性，甚至提出愿意對受害者家屬進行經(jīng)濟補償。這種差異反映了兩人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和應對機制。

八、正義的審判：法律制裁與社會影響

2018年2月11日，轟動全國的"派出所副所長被殺案"和"凱里銀行行長滅門案"在貴州省黔東南州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黔東南州人民檢察院以搶劫槍支彈藥罪、搶劫罪、受賄罪和貪污罪對黃德坤提起公訴，以搶劫槍支彈藥罪、搶劫罪對潘凱平提起公訴。

在庭審中，黃德坤和潘凱平對搶劫槍支彈藥罪和搶劫罪供認不諱，但黃德坤對受賄罪和貪污罪的指控提出了異議。黃德坤在最后的自我辯護階段表示，自己對不起受害者及家屬，愿意對受害者家屬進行經(jīng)濟上的補償。潘凱平則表示，這18年來他一直寢食難安，深感罪孽深重，如果執(zhí)行死刑，希望把自己的遺體捐獻給紅十字會，把器官捐獻給有需要的人。

2018年7月30日，黔東南州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判處黃德坤、潘凱平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chǎn)。這一判決體現(xiàn)了法律對嚴重暴力犯罪的嚴厲打擊，也為受害者家屬帶來了遲來的正義。

"凱里兩案"的偵破和審判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首先，這起案件展示了中國司法系統(tǒng)的堅持和決心。盡管案件歷時18年，但警方從未放棄，最終通過技術進步和不懈努力將兇手繩之以法。

其次，案件也引發(fā)了人們對權力尋租和腐敗問題的思考。黃德坤作為一名罪犯，竟然能夠進入官場并一路晉升，這背后反映了當時干部選拔和監(jiān)督機制的漏洞。洪金洲等官員對黃德坤的提拔和關照，也暴露出了權力濫用的問題。

第三，案件還引發(fā)了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價值觀教育的關注。黃德坤和潘凱平的犯罪行為，與他們的成長經(jīng)歷和心理狀態(tài)密切相關。如何在青少年時期就培養(yǎng)健康的心理和正確的價值觀，成為了社會需要思考的問題。

此外，案件也對公眾的安全意識產(chǎn)生了影響。樂貴建一家的不幸遭遇，提醒人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識，尤其是對陌生人的警惕性。同時，案件也展示了現(xiàn)代刑偵技術的進步，讓人們對社會治安更有信心。

最后，案件還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它推動了刑偵技術的發(fā)展和應用，促進了干部選拔和監(jiān)督機制的完善，也強化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