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功水發(fā)源于秦嶺鰲山,由南向北匯入渭河,兩者大致構成一個丁字形。此地西為岐山,南為秦嶺,位于狹長的隴道走廊正中,東為咸陽長安,西為寶雞天水。抵達五丈原的蜀軍從秦嶺出來之后,所處便是這丁字形地帶。司馬懿所謂諸葛亮“出武功,依山而東”,是擔心蜀軍出隘口后由此地沿渭水南岸東進。若如此,蜀軍右為秦嶺,左為渭水,魏軍難以從側翼發(fā)起攻擊,而蜀軍又可利用渭水運輸物資或投送兵力,一路暢通直撲長安。
因此,司馬懿不顧眾將反對,堅持渡過渭河到南岸“背水為壘”,就是為占據(jù)丁字形的右下方角位,一則隔武功水阻擋蜀軍去路,二則“百姓積聚皆在渭南”,他擔心蜀軍因敵就糧,后勤無憂。
不過,雍州刺史郭淮卻另有看法。他認為“若亮跨渭登原”,也就是橫渡渭河,占據(jù)五丈原和積石原,將丁字形地區(qū)縱切為兩段,就有可能“隔絕隴道”,切斷隴右同關中的聯(lián)系。因此,郭淮要求在渭水北岸積石原(北原)布防,將蜀軍壓縮在丁字形左下角的位置。在他的力爭之下,司馬懿不得不同意——反正魏軍兵力大概是蜀軍的兩倍,分兵也有底氣。
事實證明,郭淮的判斷更具前瞻性。郭淮長期戰(zhàn)斗在一線,他注意到蜀漢“并田于蘭坑”的細節(jié)。蘭坑即今甘肅西和縣,位于天水以南,時屬武都郡,諸葛亮第三次北伐時攻取了此地。蜀軍在此屯田,明顯是在此方向上有所企圖。而假如蜀軍據(jù)五丈原、積石原,橫切隴道,將魏軍西線主力擋在武功水以東,然后從蘭坑出兵——考慮到蜀軍主力在武功一帶,極有可能是聯(lián)絡反魏友軍的武都羌族——對空虛的天水、寶雞發(fā)起鉗形攻勢,那么隴右恐將不再為曹魏所有。
這也正是諸葛亮一貫的戰(zhàn)略思路: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此外,因預期蜀軍不選擇原有東進路線,橫斷隴道的諸葛亮還可根據(jù)情況進兵國力單薄的安定、北地二郡(今寧夏固原和甘肅慶陽一帶),同鮮卑軻比能相接,“搖蕩民、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蜀漢都將占據(jù)戰(zhàn)略主動,而曹魏西面局勢則會陷入大混亂。大戰(zhàn)尚未爆發(fā),司馬懿就出現(xiàn)判斷失誤,若不是一線將士堅持正確主張,歷史或許早已改寫。好在司馬懿還有兩個優(yōu)秀兒子,使得日后大晉仍可宣稱:五丈原之戰(zhàn)乃先祖指揮。
對峙五丈原:僵持表象下的攻防戰(zhàn)
關于五丈原之戰(zhàn)的記載,大都集中在《三國志》之《魏書·郭淮傳》《蜀書·諸葛亮傳》,以及《晉書·宣帝紀》中,其中《諸葛亮傳》最為簡短:“(亮)據(jù)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馀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從此傳記來看,諸葛亮似乎上了五丈原就被魏軍所阻,對峙之下一直沒有作戰(zhàn)機會,無奈的他只能分兵屯田,準備長期抗戰(zhàn),只可惜天不假年,最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不過,后人對照魏方資料就會發(fā)現(xiàn),魏蜀兩軍雖沒有大規(guī)模決戰(zhàn),但小規(guī)模的機動作戰(zhàn)并不少。按《宣帝紀》的說法,諸葛亮本來要北渡渭水,司馬懿就派周當駐軍陽遂引誘其來戰(zhàn),但蜀軍卻沒有向北發(fā)動進攻,于是司馬懿就告訴部下:“亮欲爭(積石原)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迸汕埠瘛⒐醇訌婈査焓貍?,使得諸葛亮“會與積石,臨原而戰(zhàn),亮不得進”。
單看此段資料,人們定會感覺一頭霧水。司馬懿派人“屯陽遂以餌之”,大約是想筑個碉堡誘敵來攻,諸葛亮不上鉤,司馬懿就恍然大悟地表示明白諸葛亮的意圖了。按一般敘事邏輯,他不是應該擔心敵軍聲東擊西,加強其他渭河邊的防御以抵御蜀軍的進攻嗎?為何突兀地派兵筑陽遂,坐等蜀軍來攻?
這段語焉不詳文字背后的玄機,可能就在《郭淮傳》中:“后數(shù)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于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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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諸葛亮為了打破僵局,假裝出兵向西機動,所有的將領都認為蜀軍要集中全力攻魏軍積石原西側的營地,唯有郭淮認為蜀軍真正目標是東側的陽遂,于是加強了陽遂的防備。學者盧弼在《三國志集解》中曾提到,陽遂是渭水以北、積石原以東的某處要地(一說為陜西岐山縣蔡家坡鎮(zhèn))。若蜀軍奪取此地,便從中截斷渭水南岸司馬懿大營和北積石原郭淮營寨的聯(lián)系。要不是郭淮看破諸葛亮的圍魏救趙之計,魏軍又得陷入被動——如此似乎也能解釋為什么司馬懿傳記中此戰(zhàn)記載顛三倒四。他要么是“諸將皆謂”中的一員,作為統(tǒng)帥判斷失誤;要么就是友軍有難時未及時參與郭淮部防御,自然不好詳細記載,成文時只能含糊其辭。
從一些其他零星的資料來看,五丈原之戰(zhàn)并不是完全靜態(tài)的對峙作戰(zhàn)。除佯動攻陽遂外,諸葛亮一直在主動尋求戰(zhàn)機。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渭水》中曾提到,諸葛亮在五丈原之南的樂城大橋,寫了一封信:“仆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余。馬冢在武功東十余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紙條上還提及,希望能通盟息兵,若魏軍同意,蜀軍當停師,越水結橋,橋成便離去。
第五次北伐是吳蜀聯(lián)動,步騭等將領也在其他戰(zhàn)場配合。諸葛亮給軻比能通報戰(zhàn)況,如同給后主上表一樣可信。假如酈道元記載的此段資料為真,那么當時諸葛亮其實曾跨過武功水向東發(fā)起過進攻,甚至一路挺進了二十余里,只因魏軍占據(jù)了名為馬冢的高地,蜀軍仰攻不利,方才停止不前。
這些記載似乎能解釋正史中的一些細節(jié)問題:假若司馬懿將注意力集中于渭水以東、武功以東的馬冢高地,等討論出結果再讓郭淮匆匆趕去五丈原對面布防,一路要跑20余里(約相當于現(xiàn)代7千米),自然沒時間從容構筑防御工事;而蜀軍只需在附近武功水兩岸活動,蜀軍大營在武功水東五里,渭水在武功水東,正對著積石原,有棧道可通,蜀軍能在郭淮眼皮子底下如入無人之境般從容機動,根本不用擔心在渭水以南同司馬懿部發(fā)生大規(guī)模沖突。
司馬懿為何不逼近蜀軍,強渡武功水?很大可能是他自知軍隊戰(zhàn)力不如蜀軍,不敢輕易與蜀軍近距離交鋒。另一條材料也清楚地表明了兩軍的差距:蜀軍出兵是三月,對峙于五丈原為四月,此時武功水水量稀少,蜀軍大營與渭水岸邊的營寨可相互策應,魏軍不敢來攻。進入夏季后,嶺雪消融,山洪暴發(fā),使得魏軍的營寨孤立無援。司馬懿曾集中優(yōu)勢兵力,想趁機吃掉孤立的蜀軍,可如果蜀軍渡水,以弩箭射住陣腳,便能從容搭建竹橋逃走。相較之下,魏軍戰(zhàn)力實在難以稱道,司馬懿只敢收縮據(jù)守,也算是對自身實力有清醒認知。
蜀軍戰(zhàn)力為何如此之強?從史書中透露的情況來看,諸葛亮在幾年的休整期內,針對蜀軍以往的弱點下了很大功夫。他不僅改進了軍械,如木牛流馬的運用,解決了糧草運輸難題;還強化了軍隊訓練,提升了士兵的作戰(zhàn)技能與紀律性。這使得蜀軍在五丈原與魏軍的對峙中,始終保持著一定的戰(zhàn)術優(yōu)勢。
然而,命運終究沒有站在諸葛亮這邊。建興十二年八月,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軍中,享年五十四歲。他的離世,標志著蜀漢北伐事業(yè)的重大轉折,也為這場持續(xù)了一百多天的五丈原對峙畫上了悲壯的句號。蜀軍按照諸葛亮生前的部署,秘不發(fā)喪,緩緩退兵。司馬懿率軍追擊,蜀軍推出諸葛亮的木像,司馬懿疑有埋伏,不敢再追,“死諸葛嚇走生仲達”的典故便由此而來。
五丈原之戰(zhàn),是諸葛亮北伐生涯的最后一戰(zhàn),他傾盡蜀漢之力,試圖為蜀漢開拓生存空間,實現(xiàn)“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理想。盡管最終未能成功,但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卻永遠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中,為后人所敬仰與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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