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若……君侯(關羽)荊州軍中有此利器在手,何懼呂蒙白衣鼠輩?何至于……”
一聲沉重的嘆息,替代了未盡之言。那場導致二叔敗走麥城、荊州淪陷的慘劇,始終是蜀漢君臣心中難以愈合的傷疤。
與此同時,揚威將軍張苞率領著八百名新募的精壯士卒,分作數隊,在成都城內的各主要街巷、城門、府庫、糧倉等要害之處進行嚴密巡查。
他們甲胄鮮明,刀槍雪亮,目光警惕地掃視著每一個角落,肅殺之氣彌漫街市,震懾著任何可能的宵小之徒。張苞本人更是親自帶隊,巡視東市、少城等繁華區(qū)域,確保治安無虞,人心安定。
代尚書令李嚴的官署內,氣氛同樣緊張。巨大的案幾上堆滿了來自荊州前線、漢中、南中以及益州各郡縣的緊急公文。
李嚴居中而坐,面色凝重,尚書郎蔣琬、董允等得力干吏分坐兩側,奮筆疾書,處理著堆積如山的文書。調撥糧草的指令、征發(fā)民夫的命令、安撫地方豪強的文書、應對突發(fā)事件的預案……每一項決策都關乎前線成敗與后方穩(wěn)定。
李嚴時而快速批閱,時而與蔣琬、董允低聲商議,額頭上滲出的汗水也顧不得擦拭。他深知自己此刻的位置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既要高效運轉龐大的戰(zhàn)爭機器,又要平衡各方勢力(包括那些送來請戰(zhàn)書的益州豪強),稍有不慎,便是萬劫不復。
三日之后,成都郊外,誓師出征。
八萬炎漢精銳之師,已然整裝完畢。放眼望去,旌旗獵獵,遮天蔽日;戈矛如林,甲胄映日,寒光刺目,匯聚成一片鋼鐵與熱血的海洋,肅殺之氣直沖霄漢,景象蔚為壯觀。這幾乎是蜀漢政權所能動員的最后精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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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并未在成都久留,而是按照嚴密的計劃,分作數路,沿著不同的道路,浩浩蕩蕩地向東方的戰(zhàn)略集結地——永安城(白帝城)挺進。
與此同時,從益州各地征調、由無數民夫艱難運送的數十萬擔糧食、草料、軍械、帳篷、藥材等輜重,以及大批攻城所需的云梯、沖車、樓櫓等器械,早已如同百川歸海,匯聚于永安城內外。
永安附近的津渡碼頭,更是船帆林立,新打造和征調的大小舟楫、用于水戰(zhàn)的艨艟斗艦排列整齊,只待一聲令下,便可順流東下。
更令人振奮的是,參軍馬良憑借其過人的才智與威望,成功說服了武陵五溪蠻首領沙摩柯。沙摩柯親率萬余剽悍善戰(zhàn)的蠻兵,翻山越嶺,如約而至,加入伐吳大軍。
這支生力軍的加入,不僅增強了漢軍的實力,其獨特的山地作戰(zhàn)能力,更對盤踞荊南的吳軍構成了巨大威脅。
為了最大限度地威懾曹魏與東吳,同時也為鼓舞己方士氣,漢軍對外宣稱兵力高達“三十萬”!
這震耳欲聾的數字,既是心理戰(zhàn)的利器,也昭示著劉備傾國復仇、奪回荊州的決絕意志。
然而,支撐這場傾國之戰(zhàn),代價是巨大的。
早在年初,為了填補因抽調主力而導致的益州、漢中防務空虛,以及籌集天文數字般的軍費物資。
劉備便已在兩川之地(益州、漢中)實行了嚴苛的戰(zhàn)時政策:“三丁抽一”——每戶有三個成年男丁者,必須抽一人從軍;“十稅五”——無論商貿所得還是農田收成,一律征收五成的重稅!
沉重的負擔如同巨石,壓在益州百姓的肩頭,街頭巷尾難掩愁云。
但為了“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的大義,為了奪回被視為漢室根基的荊州,整個蜀漢政權,從朝廷到民間,都在咬牙堅持。所有人都明白:大漢的興衰存亡,在此一戰(zhàn)!
伐吳大軍前鋒已抵近吳蜀邊境。劉備御駕抵達扼守三峽西口的巫縣(今重慶巫山)。
是夜,月明星稀。劉備摒退左右,獨自登上巫山臨江而建的觀星樓。江風獵獵,吹動他玄色的披風。
憑欄東望,腳下是奔騰不息的長江,江面之上,對岸吳軍水寨連綿不絕,桅桿如林,白帆在月光下連成一片慘白的光帶。
吳將朱然所率的龐大樓船艦隊,如同蟄伏的巨獸,船體側舷密布的箭垛在清冷的月色映照下,森然如巨獸口中交錯的利齒,散發(fā)著冰冷的殺意。
水寨之內,燈火通明,隱約可見人影綽綽,戰(zhàn)馬嘶鳴,一派緊張的備戰(zhàn)景象。
劉備胸中積郁的憤懣與復仇的烈焰交織升騰。他猛地抓起案幾上盛滿烈酒的青銅酒爵,狠狠地朝著東吳水寨的方向擲去!
“當啷!”酒爵撞擊在石欄上,碎裂開來,殘酒飛濺。
“唳——!”這突兀的聲響驚起了夜棲于江灘蘆葦叢中的一群江鷗,它們驚慌地撲棱著翅膀,發(fā)出凄厲的鳴叫,掠過江面,飛向黑暗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