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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 曹操最后的輝煌（上）（第1頁）

建安二十四年，樊城的上空被戰(zhàn)爭的陰霾籠罩，關羽的兵鋒如一把鋒利的匕首，直抵曹操的心臟地帶。

彼時，曹操內心掀起驚濤駭浪，一個大膽卻又透著恐慌的念頭在他腦海中滋生——將漢獻帝從許昌遷往鄴城。

這絕非一時沖動的決策。許昌，作為東漢名義上的都城，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政治王牌的核心載體。

可如今，關羽水淹七軍，于禁等大將或敗或降，樊城危如累卵。一旦關羽乘勝北上，許昌極有可能落入其手，漢獻帝若被關羽控制，那對曹操而言，無疑是釜底抽薪般的致命打擊。

他長期以來憑借天子號令諸侯所積累的政治優(yōu)勢，將瞬間化為烏有，甚至可能被冠以“欺君罔上”“劫持圣駕”的罪名，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所以，遷都，在曹操看來，是為應對最糟糕局面而不得不做的預案，是一種基于極端風險的自保之舉。

就在這關鍵時刻，司馬懿站了出來，及時進行規(guī)勸。

他冷靜地分析道：“禁等為水所沒，非戰(zhàn)守之所失，于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彼抉R懿的話，如同一盆冷水，澆在了曹操因焦慮而有些發(fā)燙的頭腦上。

曹操何嘗不明白司馬懿所說的道理。于禁的失敗，是天災（洪水）與人謀（關羽利用水勢）共同作用的結果，并非曹軍在戰(zhàn)略防御或戰(zhàn)術交鋒上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無可挽回的失誤，曹魏的整體國力并未因此遭受重創(chuàng)?？蛇w都之舉，性質就完全不同了。

它向天下傳遞出的信號，是曹魏對關羽的軍事壓力感到恐懼，是在示弱。而且，淮水、沔水流域的百姓，本就處于關羽兵鋒的威脅之下，此時遷都，只會讓他們更加人心惶惶，對曹魏的統(tǒng)治失去信心。

但曹操內心的擔憂并未完全消除，關羽的威脅如芒在背。真正讓他徹底打消遷都念頭的，是司馬懿和丞相府主簿蔣濟提出的“聯(lián)合孫權、偷襲荊州”的建議。

這一建議，宛如為曹操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讓他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有趣的是，對比《晉書·宣帝紀》和《魏書·蔣濟傳》中對司馬懿和蔣濟相關表述的記載，能發(fā)現(xiàn)兩人雖在大方向上達成一致，都主張聯(lián)合孫權，但在具體的著眼點上卻各有側重。

司馬懿的分析，更多地聚焦于人性與利益的糾葛。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愿也。”孫劉聯(lián)盟，從一開始就并非鐵板一塊，不過是為了共同對抗曹操這一強大敵人而形成的暫時合作。

劉備借得荊州后，遲遲未還，孫權對此早已心懷不滿。如今關羽在樊城大獲成功，勢力急劇膨脹，這對孫權來說，絕非好事。關羽的強大，意味著劉備集團在荊州的話語權進一步增強，孫權在荊州乃至江東的利益，都將受到更嚴重的擠壓。

所以，孫權內心深處，是不愿意看到關羽如此得意的?；谶@種人性的弱點和利益的沖突，曹操有機會拉攏孫權。

而蔣濟的觀點，則更直接地訴諸利益交換。他提出“許割江南以封權”，用明確的土地封賞作為誘餌，吸引孫權與曹魏合作。

在蔣濟看來，孫權作為江東的實際統(tǒng)治者，對土地和實際利益有著強烈的渴望。只要曹操愿意拿出江南的土地作為籌碼，孫權就有可能為了利益，背棄與劉備的聯(lián)盟，轉而與曹魏聯(lián)手。

從后續(xù)事件的發(fā)展來看，曹操在是否急于與孫權聯(lián)合這件事上，考慮得更為深遠，尤其是法理上的可行性。

自孫堅出兵討伐董卓起，江東孫氏雖然實際上一直在做割據(jù)地方的事，甚至可以說是謀逆之舉，但在表面上，他們始終小心翼翼地維持著漢室忠臣良將的形象。

曹操也樂于看到這種局面，與孫策、孫權兄弟保持著相對良性的政治互動。這種互動，一方面讓曹操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框架下，能對江東施加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