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本土的董允,是巴郡江州人,其父董和曾與諸葛亮共掌劉備幕府日常事務,是最早投靠劉備集團的益州士人之一。
諸葛亮看中董允,不僅因為其父的淵源,更因他“志慮忠純”。董允長期負責宮省事務,任侍中長達二十年,對上能嚴正匡正后主,對下能嚴厲斥責黃皓,讓黃皓“畏允,不敢為非”,盡顯諸葛亮知人善任的智慧。
蜀郡成都人張裔,飽讀《公羊春秋》《史記》《漢書》,受中原正統(tǒng)教育熏陶。劉備入蜀時,他曾抵抗張飛,兵敗后輾轉至孫吳,諸葛亮主政后才將他迎回。
張裔才干出眾,被贊“天亮明察,長于治劇”,又能誠心與諸葛亮合作,回到成都便被任命為參軍、署府事,領益州治中從事,成為手握實權的本土官吏。
諸葛亮出鎮(zhèn)漢中后,他又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在蜀漢政權中地位快速攀升。
還有馬忠、王平、張翼、張嶷、姚伷等中下層蜀地士人,皆在諸葛亮主政、尤其是建興六年北伐前后嶄露頭角。
他們的仕途軌跡驚人地相似:先在平定南方叛亂中初顯身手,經諸葛亮考察培養(yǎng),而后在北伐中被提拔到關鍵崗位。
蜀郡太牢楊洪手下的低級官吏何祗,憑借才干,從書佐起步,沒幾年就官至廣漢太守,而他的昔日上司楊洪還在蜀郡太守任上。蜀漢眾人“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這便是對諸葛亮用人藝術的最佳注腳。
彼時的益州,并非后世文風鼎盛、人才輩出之地,自漢代以來就“東接蠻夷,豪帥及少數民族眾多”,有著“奸硐貪忍”的名聲。
本土士人在才識上,與來自中原文化發(fā)達地區(qū)的荊襄士人相比,確實存在差距,仕途天花板也更低。但在諸葛亮“興復漢室”的旗幟下,只要認同國策,無論出身何方,都能得到培養(yǎng)提拔。
遙想建興五年,諸葛亮籌劃北伐,北上常駐漢中前,對蜀漢內政做了周密安排。原本被任命為留府長史、與蔣琬一同處理日常政務的向朗,被調往軍中;
蜀人張裔接任丞相府長史,本土士人董允升任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tǒng)宿衛(wèi)兵”。宮中府中這些關鍵崗位,盡由益州與荊襄人士擔任,哪有絲毫排擠本土人才的跡象?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明言,要“親賢臣,遠小人”,要“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他以實際行動踐行著這一準則,無論是荊襄的賢能,還是益州的才俊,只要能為“討賊興復”效力,都能在他麾下發(fā)光發(fā)熱。
蜀漢國祚僅四十三年,卻能在政權過渡時始終保持和平,從未發(fā)生血腥內訌,這與諸葛亮的用人之道息息相關。
到了蜀漢后期,人才凋零,實乃小國對抗中原的天然局限。
以彈丸之地的蜀漢,對抗人才與資源皆具壓倒性優(yōu)勢的曹魏,本就如同以卵擊石??芍T葛亮憑借著“唯才是舉”的智慧,將有限的人才發(fā)揮到極致,讓蜀漢在三國的舞臺上,打出了有聲有色的局面,堪稱將人才運用推到了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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