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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章 諸葛亮與劉禪的關系（第2頁）

這簡短的話語，滿含著諸葛亮對劉禪的認可與期許。

為了將劉禪培養(yǎng)成一位英明有為的君主，諸葛亮更是耗費了大量的心血。劉備在病重之際，曾囑咐劉禪，聽聞丞相為他寫了《申》《韓》《管子》《六韜》這幾部書，可惜還未送到就遺失了，讓劉禪自己再去尋求聞達之路。

從這可以想見，諸葛亮在永安期間，一邊要處理繁重的軍政要務，一邊還在為劉禪精心撰寫、挑選這些涉及政治、軍事與帝王之術的書籍。

明代大才子楊慎曾評價《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修名實”，《韓子》“以事權”，這些書籍正好能彌補劉禪“寬厚，襟量有余而權智不足”的缺點。

諸葛亮的這一番用心，盡顯他對劉禪這位嗣君的一片忠誠與殷切期望。

而劉禪，也并非如一些人刻板印象中那般，是個全然不堪的“阿斗”。

章武二年（222）冬十二月，劉備親自率領蜀漢大軍，在夷陵之戰(zhàn)中慘敗于江東陸遜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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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劉備又身患重病的消息傳出，漢嘉郡（郡治漢嘉縣，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黃元，見有機可乘，便舉兵據城反叛。當時，諸葛亮尚來不及發(fā)兵平叛，就趕赴永安去照料劉備了。

黃元聽聞諸葛亮不在成都，覺得“成都單虛”，便“遂無所憚”，不僅攻占了蜀郡臨邛縣（今四川邛崍），還放火燒毀城池。一時之間，成都城內人心惶惶，震動不已。

就在這緊要關頭，年輕的劉禪展現出了他并非全然無知的一面。他采納了益州治中從事楊洪的建議，迅速調集京城內的親兵，交給將軍陳智，讓其進兵討伐黃元。

最終，黃元兵敗，順流逃投向孫權，卻被自己的親兵擒獲，“生致成都斬之”。雖然此次平叛，謀主是楊洪，統兵的是陳智，但最終做出“決斷”的，卻是身為太子的劉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劉阿斗”并非對政治、軍事之事全然懵懂無知。

劉禪即位之后，以父禮侍奉諸葛亮。史書之上，清晰地記載著當時的情景：“祭由寡人，政則葛氏”。蜀漢的一切內外方針，無論大小，“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

蜀漢一直以兩漢正統自居，其官職制度也大多繼承兩漢，而在兩漢的官制體系中，丞相的權力是非常大的。

章武元年（221），諸葛亮就已經被拜為丞相。劉備去世后，作為蜀漢的首輔大臣，諸葛亮“開府治事”，組建起了以丞相為首的“責任內閣”。

這個“責任內閣”，擁有獨立的行政僚屬機構，具備人事任免的權力，能夠依照皇帝的命令，獨立地行使職權。

僚屬們分別管理著各個部門，諸如蜀漢政權中的軍師祭酒、前后軍師、長史、司馬、主簿、參軍、行參軍、東曹掾、西曹掾、倉曹掾、令史、記室、門下督等，這些部門與機構，都與丞相府的職能緊密相連。

章武二年（建興二年），諸葛亮又兼任了空置數年的益州牧。說起來，蜀漢實際統治的地域，其實只有益州之地，益州的漢郡與中央機構幾乎是重疊的。

劉備入蜀之后，曾自領益州牧，他稱帝之后，益州牧之職便一直空缺著。劉禪稱帝后，雖有李嚴為鎮(zhèn)東將軍（今甘肅一帶）牧、李恢領交州（今嶺南及越南北部）刺史之類的州職任命，但這些都只是虛職遙領，并無實際的管轄權力。

而蜀漢政權實際統治的益州，其州級建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卻是虛缺的。

這背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皇帝自己不便再擔任一個屬于下屬的官銜（歷史上大約也只有明成宗曾封自己為“鎮(zhèn)國公總戊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可要是將益州牧的職務交給其他人，又擔心其州職權重，容易出現“震主之虞”。

不過，在政治層面上，不設置益州牧，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這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感覺，仿佛蜀漢就是益州，益州就是蜀漢，給人一種偏安一隅、割據自保的印象，從而對興復漢室的偉大事業(yè)產生消極的影響。

諸葛亮恢復益州的州級建制，其深意就在于宣示：區(qū)區(qū)益州，不過是大漢帝國天下十三州郡中的一個罷了。以此來表明，蜀漢在巴蜀的統治，并非是割據一方，而是大漢正統的延續(xù)，是為了興復漢室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