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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3章 暗流涌動的益州：張松、法正與劉備入蜀的歷史棋局（一）（第1頁）

本來開始要寫諸葛亮平定南中叛亂以及北伐的戰(zhàn)役，但是我忘了還有很多要寫，為了不在與時間線越離越遠。下面我將介紹劉備入蜀以及漢中之戰(zhàn)，以及張飛、關羽、趙云、馬超四將的點評。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yè)。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p>

陳壽在《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寫下的這段文字，不僅是對東漢末年益州地緣價值與政治格局的精準概括，更埋下了此后劉備集團入主蜀地的歷史伏筆。

建安十三年（208），當諸葛亮在隆中的茅廬里為劉備擘畫“三分天下”的戰(zhàn)略藍圖時，益州這片被群山環(huán)繞的富庶之地，便已注定成為各方勢力角逐的關鍵舞臺。

而張松與法正這兩位身處劉璋陣營的“異類”，則在時代洪流的裹挾中，成為了撬動益州命運的重要支點。

一、隆中定策：益州為何成為劉備的“必爭之地”

建安十三年的東漢末年，天下早已不是漢家一統(tǒng)的模樣。曹操在官渡之戰(zhàn)中擊敗袁紹，又陸續(xù)平定北方群雄，此時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成為中原大地無可爭議的霸主；

孫權憑借父兄兩代人的經營，“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憑借長江天險與江東士族的支持，在東南一隅站穩(wěn)了腳跟。在諸葛亮看來，這兩大勢力“誠不可與爭鋒”“可以為援而不可圖”，劉備若想成就霸業(yè)，必須另尋出路。

這條出路，便是兼并荊州與益州——兩位“同宗”的地盤。荊州牧劉表“外寬內忌，好謀無決”，雖占據“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戰(zhàn)略要地，卻“其主不能守”，早已是各方覬覦的對象；

而益州牧劉璋，更是被諸葛亮直接定義為“暗弱”之主，雖坐擁天府之國，卻缺乏雄才大略，難以在亂世中保全基業(yè)。赤壁之戰(zhàn)的勝利，讓劉備終于擺脫了“無立錐之地”的困境，順利掌控荊州南部四郡，此時，向西奪取益州，便成為實現(xiàn)“隆中對”戰(zhàn)略的必然一步。

益州的價值，遠不止“沃野千里”那么簡單。從地理上看，益州以成都平原為核心，東有巫山、南有云貴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嶺與大巴山，形成了天然的“四塞之國”，易守難攻。

秦末時期，劉邦正是以益州為根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最終擊敗項羽，建立西漢王朝，這便是諸葛亮口中“高祖因之以成帝業(yè)”的歷史依據。從經濟上看，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qū)之一。

到劉璋統(tǒng)治時期，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在常年戰(zhàn)亂的東漢末年，堪稱一片“世外桃源”。

可恰恰是這份“安穩(wěn)”，成為了劉璋的致命弱點。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兼并時代，“保州自守”的策略無異于“坐以待斃”。

自其父劉焉公元188年被任命為益州牧以來，劉氏父子在益州割據已近二十年，卻始終沒有向外擴張的野心。

劉焉當年“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只想偏安一隅；劉璋繼位后，更是延續(xù)了父親的保守策略，既無整合內部勢力的魄力，也無應對外部威脅的遠見。

正如后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所言，劉璋“暗弱”，導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當一個政權無法滿足有識之士的抱負，也無法保護百姓的長遠利益時，它的崩塌便只是時間問題。

二、益州內外：土著與“東州士”的矛盾漩渦

劉璋統(tǒng)治下的益州，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洶涌。這種暗流的核心，是本土士族與外來勢力“東州士”之間的深刻矛盾，而這一矛盾的根源，還要追溯到劉焉入蜀之時。

公元188年，劉焉以“監(jiān)軍使者”的身份出任益州牧，是典型的“空降官員”。彼時的益州，本土士族勢力盤根錯節(jié)，如蜀郡的張氏、犍為的楊氏等，早已在當?shù)亟洜I數(shù)代，擁有深厚的人脈與資源。

劉焉初到益州，毫無根基，為了鞏固統(tǒng)治，他不得不倚重從外地避亂而來的“東州士”。

所謂“東州士”，主要是指東漢末年從關中“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與南陽郡一帶遷入益州的流民與士人，總數(shù)有數(shù)萬家之多。

這些人因家鄉(xiāng)戰(zhàn)亂被迫西遷，既無本土士族的根基，也無退路，只能緊緊依附于劉焉這位“外來牧守”，成為其統(tǒng)治的核心力量。

為了扶持“東州士”，劉焉采取了一系列打壓本土士族的措施。

他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借口“圖讖”之說，誅殺了益州本土的十余名豪強，以此震懾地方勢力。在劉焉的支持下，“東州士”逐漸在益州形成了特權階層——他們無需承擔繁重的賦稅，卻能占據肥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