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政壇:相忍為國下的人才博弈與權力經(jīng)緯
在波譎云詭的三國時代,蜀漢政權恰似一葉在驚濤駭浪中艱難前行的扁舟。
后世論及蜀漢內(nèi)部派系,“主客之分”常被反復提及——以益州本土勢力為根基,夾雜著隨劉備入蜀的元從勢力與荊襄集團,更細分出東州派等枝蔓。
各方勢力因利益糾葛,在蜀漢的權力舞臺上縱橫捭闔,仿若走鋼絲般維系著微妙的平衡。
然而,若過度聚焦“主客之分”,將蜀漢的用人邏輯簡單歸結為派系間的偏私,未免失之偏頗。
至少在諸葛亮主政時期,人事的任用與貶謫,自有一把超越派系的標尺——是否有利于蜀漢“興復漢室,還于舊都”的宏大目標。
就說荊襄集團的廖立,素有“楚之良才”的美譽??伤虿粷M益州勢力代表李嚴的境遇,便對蜀漢的人事安排肆意攻訐,甚至對劉備的決策與后主朝的部署妄加非議。
諸葛亮得知后,果斷上表彈劾,將其廢為庶人。
在《又彈廖立表》中,諸葛亮委婉卻清晰地指出,廖立曾抱怨自己未入九卿,只列五校,可李嚴這般重要人物都未被任命為卿,廖立的不滿,實則是對蜀漢托孤布局的質(zhì)疑,是對團結李嚴以穩(wěn)固政權的破壞。
諸葛亮迅速處置廖立,絕非針對荊襄勢力,而是為了維護蜀漢內(nèi)部的團結,確保北伐大計不受內(nèi)耗干擾。
李嚴,這位荊州出身卻早早入川、在劉璋麾下就頗有名氣的才俊,是諸葛亮著力團結的對象。
他為劉備入蜀立下汗馬功勞,既能上馬征戰(zhàn),與劉封、孟達在上庸戰(zhàn)場奮勇拼殺;又能下馬治民,和諸葛亮、法正、劉巴、伊籍共同制定《蜀科》,堪稱文武雙全。
建安二十五年,他還上書為劉備稱帝制造輿論,是勸進的重要力量。章武二年,他接替劉巴任尚書令,進入中樞;章武三年劉備托孤,他與諸葛亮并受遺詔,成為蜀漢二號人物,留鎮(zhèn)永安,與諸葛亮一內(nèi)一外,拱衛(wèi)著新生的蜀漢政權。
隨著地位攀升,李嚴的政治野心也悄然滋長。南中平定、吳蜀同盟恢復,東線軍事壓力減輕,諸葛亮希望李嚴能抽調(diào)部分江州軍隊參與北伐,可李嚴百般推脫,還提出分益州東部五郡為巴州,由自己領巴州刺史,意圖與諸葛亮“分陜而治”。
諸葛亮為顧全大局,選擇忍讓,雖拒絕了分州的要求,卻讓李嚴之子李豐督管江州,又升李嚴為驃騎將軍,以中都護之職協(xié)理丞相府事。
建興九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嚴負責后勤供應??伤蜻\糧不繼,先誆騙諸葛亮撤軍,后又推卸責任。
諸葛亮拿出他前后矛盾的書信,李嚴這才理屈詞窮。這一次,諸葛亮不再容忍,將其廢為庶人。
李嚴從蜀漢二號功臣淪為北伐的罪人,其經(jīng)歷恰似一個不祥的預兆,暗示著蜀地士人對北伐的理念,正悄然發(fā)生著變化。若干年后,譙周那篇《仇國論》,公開對北伐提出質(zhì)疑,蜀漢的向心力,在歲月的侵蝕與權力的博弈中,漸漸松動。
再看蜀漢本土與元從勢力中的人才,諸葛亮更是秉持“唯才是舉”的原則,一視同仁地提拔任用。
益州本土的董允,是巴郡江州人,其父董和曾與諸葛亮共掌劉備幕府日常事務,是最早投靠劉備集團的益州士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