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那年,我發(fā)燒到三十九度,一個人走三里路去診所打針。
回來的路上,我看見父親正帶著玉蘭姨的兩個兒子在河邊放風箏。那只紅色的燕子風箏飛得真高啊,高得讓我抬頭時,眼淚都倒流回眼眶里。
如今我又要當母親了。
我撫摸著小腹,那里有新生命在輕輕顫動。這個孩子會原諒我嗎?就像我從未真正原諒過父親那樣。窗外忽然起風了,樹枝的影子在窗簾上搖晃,像極了童年時父親偶爾撫摸我頭發(fā)的手——那么輕,輕得仿佛從未存在過。
我蜷縮起身子,把臉埋進膝蓋。
夜色更深了,這個夜晚真長,長的足夠我咀嚼我那些早已刻進骨子里的、對愛的渴望。
鐘聲響過8點了,我獨自靠在臥室的舊床頭,一盞昏黃的壁燈在墻角投下微弱的光。窗簾沒有拉嚴,月光從縫隙漏進來,斜斜地打在掉漆的木地板上,像一道冷冷的疤。
直到我結了婚,遇見了馬大柱。
他是第一個讓我覺得日子有了靠岸感的男人,婆婆起初待我也不錯,雖然偶爾會挨幾句罵,但總的來說,那幾年光景還算過得去。
我上班后掙的錢,全偷偷塞給了娘家。
大柱心軟,不僅沒攔著,有時還背著他媽接濟我?guī)追帧?/p>
三個弟弟能成家,里頭有他一份說不出口的恩情。
可我們自己的小家,卻因此過得緊巴巴的,餐桌上少見葷腥,一件衣裳穿到泛白也舍不得扔。
最讓我心里絞著疼的,是三弟弟。
他從十二歲起就常住我家,大柱待他極好,給他買自行車、買雪糕……像對待自己的親弟弟??蛇@份好,像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我心口——我總覺得,是我們欠了他的。
更不堪的是,我們那個小家,不知什么時候就成了村里親戚的“驛站”。舅舅姨姨叔叔,但凡進城看病,沒有不來住下的。吃在我家,住在我家,臨走時還要大包小裹地帶點東西走。起初婆婆還熱情招待,可次數多了,她的笑臉也掛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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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聽見她在廚房里摔打碗盆,在背地里罵大柱:“沒出息的窩囊廢!討了個老婆,捎帶了一窩子的窮親戚!”
那些話像針一樣,隔著門板扎進我耳朵里。
兩個大姑姐也漸漸和我們疏遠了,我知道,他們是怕沾上我這甩不掉的“窮氣”。
最讓我難堪的是大弟弟訂婚那次。父親低聲下氣向我婆婆借了三千塊錢給弟弟訂婚,誰知后來婚事黃了,弟弟退了婚,那三千塊,父親也絕口不提還錢的事。
最后還是我咬著牙,白天上班,晚上去餐館洗碗,拼死拼活攢下一千塊,塞給了婆婆。
還錢那天,我頭都不敢抬。一千塊,像一記耳光打在我臉上。我感覺自己像個掏空夫家貼補娘家的賊,連呼吸都是錯的。
月光靜靜照在床頭,我望著空落落的屋頂,心里又酸又脹。這些事,我心里跟明鏡一樣,可我又能怎么辦?
那是我娘家,是我割不斷的根,是我哪怕跪著,也得伸手去扶一把的至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