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建言十二事”,恰如武媚娘為朝堂各方畫下的“利益同心圓”,
讓她精準爭取到不同群體的支持,為自己在朝堂上站穩(wěn)腳跟奠定了堅實基礎。
對底層百姓與地方官員而言,
“勸農桑、薄賦徭”與“省功費力役”兩條政策,直接切中了民生痛點。
武媚娘深知農業(yè)是國家根本,為此特意規(guī)定:
各州縣境內,凡“田疇墾辟,家有余糧”者,地方官予以升獎,凡“為政苛濫,戶口流移”者,必加懲罰。
同時,她下令減免災區(qū)賦稅,免除長安周邊三輔地區(qū)的徭役,讓百姓得以休養(yǎng)生息。
這些舉措不僅緩解了民生壓力,更讓地方官有了明確的施政方向,只要勤于政務、惠及百姓,便能獲得晉升機會。
一時間,地方官員積極勸農、興修水利,百姓安居樂業(yè)、農耕不輟,
武媚娘也因此在民間與基層官僚中贏得了“仁政”的口碑,成為百姓心中的“賢后”。
對中下級官員來說,
“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與“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兩條政策,
更是打破了以往靠家世、資歷晉升的固化格局,為他們開辟了全新的上升通道。
唐朝初期,官員晉升多依賴門閥背景與軍功,
許多出身寒門、卻有真才實學的官員,
即便政績卓著,也因家世低微而長期得不到提拔,心懷郁郁。
武媚娘提出的這兩條政策,以“政績”與“才能”為晉升標準,
讓大批寒門出身或久不得志的官員看到了希望。
他們紛紛主動向武媚娘靠攏,
成為她朝堂班底的核心力量,
也讓她在官僚體系中擁有了堅實的支持基礎。
對宗室與勛貴階層,
“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則起到了穩(wěn)定人心、減少改革阻力的作用。
唐朝建立之初,許多宗室子弟與開國勛貴因軍功獲得勛官身份與相應待遇,
但隨著時間推移,部分勛官的資格存在爭議,朝廷曾一度打算重新核查。
這一舉措引發(fā)了宗室與勛貴的恐慌,擔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