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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吏治幾點思辯及本書背景的說明（第1頁）

有關(guān)開元十四年這一場政斗，以及發(fā)生在開元年間其他的中樞斗爭，有一種觀點叫做文學與吏治之爭。

很多人在這一視角框架下去總結(jié)和解釋開元時期的中樞政局，但也有人提出質(zhì)疑和反對。

簡單說下我的觀點，我認為這種觀點既不準確，也不全面。

這種觀點認為文學與吏治之爭發(fā)軔于武周時期武則天與狄仁杰的一場對話，武則天要狄仁杰推薦賢良，狄仁杰回以若求文學之士，李嶠、蘇味道足矣，但如果要求卓犖奇才，則荊州長史張柬之才堪宰相，由此埋下了文學與吏治之爭的一個伏筆。

之后這種爭斗出現(xiàn)于開元初期，主要表現(xiàn)為作為吏治派代表的姚崇對文學派張說等人的排擠打壓，而問題就出在這里，即文學和吏治該要如何定義？標準在哪里？

張說作為文學之士，這是毋庸置疑的，此乃其人身上最大的一個標簽。但是和其相近時期遭到排擠貶謫的還有郭元振、劉幽求、鐘紹京等。

郭元振進士出身，還向武則天進獻《寶劍篇》，文學無疑。劉幽求進士出身，并在唐隆政變后短時間內(nèi)連擬上百道詔書，這么能寫，文學。鐘紹京不是進士，且卑官小吏出身，但他會寫字，書法好，文學！

至于姚崇，雖以孝敬皇帝挽郎出仕，之后又應(yīng)制舉下筆成章，雖然這名目一聽就是詞科，但那不重要，姚崇以吏治知名，所以他是吏治！

其實張說、郭元振等人，他們除了被用一個牽強的“文學”概念聯(lián)系起來之外，還有一個非常統(tǒng)一的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政變功臣。

拋開所謂的“文學”概念不談，把這幾人對標神龍五王，事情立刻就變得通順了。這幾人在政變結(jié)束后也掌握了朝政大權(quán)，并且流露出恃功而驕、妄想左右唐玄宗的意圖。

唐玄宗為了擺脫功臣的掣肘，所以將姚崇援引入朝。這思路大概類似于他三大爺唐中宗留用武三思，反殺神龍五王。

所不同處在于，唐玄宗任用的姚崇是一個治亂能臣，不只解決了功高欺主的功臣群體，更將開元初期的混亂政治導入正軌。而唐中宗選擇的武三思則是一個添亂老賊，解決完神龍五王之后，便一起放飛自我了。

按照這種觀點，得虧武三思沒啥才名，也很難跟張說聯(lián)系起來，否則所謂的“文學與吏治之爭”，早在中宗朝就該爆發(fā)了。因為神龍五王多是狄仁杰所引，正符合吏治的定義。

由此也可見，所謂的文學與吏治，本來就是比較模糊寬泛的概念，與其說是定義，更像是羅織。而且這概念容易給人一種望文生義的誤解，即文學便是夸夸其談，吏治則是埋頭苦干，已經(jīng)預設(shè)了褒貶、失去了客觀。

再拿玄宗一朝最符合這一特征的張九齡與李林甫之爭來說，張九齡即是文學，李林甫則是吏治。

具體表現(xiàn)在張九齡及其黨羽對李林甫和他同黨的不屑與貶低，這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事件就是張九齡阻止在隴右、朔方戍邊有功的牛仙客入朝。

這件事最終以張九齡被罷相、牛仙客入朝拜相而告一段落，并且留下了一個“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的印象。然而接下來精彩的來了，牛仙客入朝拜相，他干了什么？

牛仙客入朝之后，將其在隴右所積累的先進工作經(jīng)驗、尤其是當中的核心“和糴”大面積的推廣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