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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匯率戰(zhàn)爭（第1頁）

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來看，匯率都是和生產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匯率是貨幣的國際價格，生產力要得到體現，必然需要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是決定貨幣內在價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匯率是生產力在貨幣領域的體現，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其匯率指數（指相對指數，不是指絕對數值）就高，生產力水平不高，匯率指數肯定不會高。個中的邏輯非常簡單：生產力水平高＝制造能力強＝等于商品種類豐富、技術含量高＝等于富有市場競爭力、市場需求大，為了換取生產力水平高國家的商品，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只能千方百計地獲取高水平國家的貨幣以便完成交換，而一旦對高水平國家貨幣的需求超過平衡點，就會推動該國貨幣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場就是匯率上揚（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中國需要制造2億條褲子才能換回一家波音客機，如果以勞動時間來衡量是無法想象的）。這個關系如果反過來推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論——在生產力水平一定期限內保持穩(wěn)定的前提下，匯率水平與商品競爭力成反比，高匯率容易窒息以該種貨幣作為本幣計算的單位商品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匯率和生產力水平決不是等價的。前者只是后者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客觀反映，有可能真實，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決不是生產力水平本身，總體而言是一條上下波動頻繁，長期平均時間內保持穩(wěn)定的曲線，不能認為高匯率指數就等價于高生產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匯率能與生產力水平截然分開。比如在戰(zhàn)爭這種極端條件下，匯率就沒有用處，一旦實行價格管制，匯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對應反射將很快失真。例如以秦時竹穿越前的世界為例子，在和平時期，美國本土是不可能生產廉價服裝的，從匯率的角度來說那樣遠遠不劃算，本土2個美元可能連條褲腿都做不出來而如果進口2美元就可以買一條褲子了，但在戰(zhàn)爭時期，貨幣只有紙面上的意義，美國如果需要這種物資，不要說2美元，讓他用20美元自己造一條褲子都行——一切為了打贏！可如果沒有國際交換，叫20美元還是2美元有什么區(qū)別呢？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美國和新加坡都是所謂的高匯率指數國家，但在戰(zhàn)爭條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國內生產來替代因戰(zhàn)爭而絕跡的進口產品，而后者卻沒足夠的原材料、能源與人員來實現這一點，只能發(fā)傻！這樣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戰(zhàn)爭條件下，美國是生產力發(fā)達國家，新加坡是生產力落后國家，甚至要比大多數國家都要落后。決定戰(zhàn)爭成敗的，是工業(yè)化基礎，是制造能力但不是匯率水平和金融發(fā)達程度。

極端的條件畢竟是少數，因為即便在戰(zhàn)爭條件下交戰(zhàn)國仍然可能存在進出口業(yè)務，要想完全封堵、斷絕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匯率就發(fā)揮出對于生產能力的調控作用——高匯率指數國家制造能力、生產能力競爭性開始下降，低匯率指數國家相應的工業(yè)制造能力和商品競爭力開始上升。秦時竹的腦子里記得很清楚——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中，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匯率大幅提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于購買1輛進口車的日元過了沒多久就可以變成2輛，日本的資本能力、金融權力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很快問題就來了，因為日元計價水平的提高，日貨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雖然能夠通過強化本國市場予以鞏固提升，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卻一落千丈，一大批專職從事外貿的企業(yè)倒閉或者轉型，大型的工業(yè)企業(yè)紛紛將自身產業(yè)轉移到東南亞、中國等落后國家進行再發(fā)展，本土的工業(yè)制造業(yè)大幅萎縮，金融業(yè)和有價證券市場畸形發(fā)展——雖然日本掌握了金融優(yōu)勢，也沒有喪失科技優(yōu)勢，但制造能力卻在下降，并進而造成后來長達10余年的衰退。

從這個例子反過來理解，中國固然能夠依靠投機資本的力量和山東戰(zhàn)場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壓日元匯率水平，但強制降低日元匯率只能是在國際市場上大幅度增強日本工業(yè)品的競爭力和制造能力。原本出口1億條褲子的能力因為匯率變化可能成了2億條，或許在外國貨幣計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產能力卻結結實實地增長了1倍。如果將這層顧慮告訴內閣，內閣絕大多數成員都不可能理解，在他們看來，將日元匯率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帶來的利益極大——日元大幅貶值，中國以日元為單位計算的貸款便能大幅下降，等于中國可以獲取巨額的匯兌溢益；日本本國因為貨幣貶值，就需要在償付外債的時候付出更多，等于大幅降低日本的財政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企業(yè)可以憑藉較高的匯率水平購買自己不能制造的日貨，等于可以降低成本，提升利潤。如何計算中日兩國的彼此收益呢？他們選擇的必然是貨幣，或者干脆就是黃金——這是重商主義的理念，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只是很可惜，這卻會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秦時竹等穿越派看來，這樣做的最危險之處就是不恰當地提升日本的生產能力和工業(yè)化制造能力，如果對方鋌而走險，那什么負債和資本融資都不是什么制約——打贏了，債務自然一筆勾銷；打輸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筆債。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為在兩伊戰(zhàn)爭中欠了科威特大筆外債卻是誘因，薩達姆侯賽因的算盤打得不錯——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么樣的債務都可以一筆勾銷。這個目的幾乎就要達成了，卻因為國際環(huán)境的制約而無法實現。只是現在這個時代，弱肉強食卻是天經地義。日本這個國家的危險性在于，它的工業(yè)實力、制造業(yè)水平每增長一分，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危險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復日本匯率指數的方針，可以有效地恢復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能有效的刺激國內工業(yè)的發(fā)展，當然如果過分抬升日元指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害，作為一個積貧積弱的凈債務國，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來應對債務壓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實力來進行翻臉不認人，關鍵還在于力度的把握。

中國有遠比日本豐富的資源、有更廣闊的市場、有成本更為低廉的勞動力，這是天然的競爭優(yōu)勢，不需要通過扭曲匯率杠桿就能實現，何苦要冒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風險來加以變更呢？況且，日元匯率的短期受挫并非是由于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只不過是暫時的政治產物，一旦事態(tài)平息，遲早會恢復原位，這是經濟規(guī)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體現，強行壓制需要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奏效。

電波頻頻往返于東京和北京之間，雙方都是聰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費太多的口舌予以解釋說明。在日本看來，中國提了個好建議，雖然不能挽回對華戰(zhàn)爭的損失，但起碼能夠體面的下臺，避免更多、更大的損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中國人的要價也很聰明，以遠期的戰(zhàn)爭賠款作為即期的戰(zhàn)爭補償，隱約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在交涉層面上卻是異常謙虛——這場戰(zhàn)爭并不是中國所想要的，是日本內部一部分不愿意看到中日友好、不愿意中日相互提攜的人的所作所為，中國只是為了保衛(wèi)自己的領土主權而“不得不”予以反應，并保持了“極大”的克制。

經過藏相的耐心解釋和一干經濟界大佬的勸說，山本首相對于體面結束戰(zhàn)爭，鞏固內閣地位保持了傾向性意見，但他同時擔心：陸軍如何安撫？為了表示誠意，他可以下令在山東沿海附近轉悠的艦隊返航，但對已在朝鮮登陸的2個師團，他找不到適合的辦法予以勸阻。事態(tài)發(fā)展到這里，局面已經很清晰了——陸軍派希望能夠利用此次事件來推翻海軍內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陸軍有兩種方式，一是搞臭山本本人，攻擊山本貪婪、膽小、虛偽，這是立竿見影的方法，可惜沒有找到太多有力的證據；二是樹立陸軍的功勛，通過朝鮮軍、關東軍的相互配合，利用日軍的優(yōu)勢在東北扳回局面甚至造成更有利的局面，這是效果明顯的手法，但卻耗費浩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權衡之下，長州派認為還是采用節(jié)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