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能解釋,為什么十二個布政司的‘受害’富戶,沒有一個進京告御狀的。
不是不敢,也不是沒能力,而是這本身就是一場錢權交易。
而且站在皇帝的角度,打擊地方豪強本身就是政治需要,剛好這些人又給了機會。
所以陳景恪認為,郭桓案是洪武四大案里,最不應該有爭議的一個案子。
當然,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沒有爭吵的必要。
關于郭桓案,很多人被案件名字誤導,認為這是一個叫郭桓的官吏組織的犯罪集團。
其實不是的。
之所以叫郭桓案,是因為這個案子是以他為突破口被發(fā)現(xiàn)的,所以就用他的名字來命名了。
實際上這個團伙早就存在了。
前世郭桓案是洪武十八年,也就是三年后才被發(fā)現(xiàn)。
洪武十七年以前,郭桓一直在地方任職,洪武十七年才升任戶部侍郎。
他不可能在一年內(nèi),將整個六部都拖下水,還將自己的貪腐集團擴展到十二個布政司。
而且業(yè)務還如此的廣泛,侵吞官糧,找地方富戶填補虧空,還征收各種苛捐雜稅。
他要是有這能力,早就將朱元璋弄死自己當皇帝了。
這個貪腐集團必然早就已經(jīng)存在了,他在地方任職的時候就已經(jīng)加入。
后來升任戶部侍郎,才成為核心成員。
而禮部尚書趙瑁和刑部尚書王惠迪等人,常年在中樞任職,也只有他們才有這個能力組建這樣的集團。
甚至不排除這個集團更早就存在了,他們也只是繼承而已。
陳景恪正是基于這個推測,才敢提前三年就狀告趙瑁貪腐。
一手掀開這樣的大案,他心里還是很害怕的。
太容易被報復了。
還好,朱元璋將他給撇了出來,這件案子變成了趙瑁自己扛不住酷刑,主動招認的。
就此事而言,陳景恪還是很感激他的。
治療馬秀英的心態(tài)也有了變化,之前是出于對歷史人物的好奇,以及為了救自家老子。
現(xiàn)在多了幾分真心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