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九十年代,對市民利益侵犯和剝奪比較嚴重的還有拆遷問題。
城市改造拆遷危房本是好事,整個八十年代舊城改造的指導思想是“原拆原建、房屋還遷”,被拆者遷后必給其屋,而且住房條件得到改善。
九十年代“上海模式”被全國范圍內(nèi)借鑒,上海改造浦西舊城區(qū),采用全拆除異地新建的方式,將城中心的舊房拆除,建造高檔寫字樓、商業(yè)地產(chǎn),在城中心以外建造新的居住社區(qū)安置被拆遷市民。
上海模式屬于“建新城”模式,當時國家提倡這種模式,各地也就紛紛借用這種模式,非常方便通過國家的審批。
但在整個九十年代,沒有哪座城市有上海的財政實力,在拆除舊城之后,還有能力建設一座新城來安置被拆遷市民,往往是“拆而不建”,改“房屋還遷”的良性模式為“貨幣拆遷”。
自從九十年代“貨幣拆遷”作為“好經(jīng)驗”推廣取代“房屋還遷”后,市民就害怕起拆遷來了。
因為拆遷給的那點錢與房價之比相去甚遠。
特別是有些城市的領(lǐng)導想“招商引資”都快想瘋了,那些商人和資本家在他們眼里成了能使自己獲取政績和私利的救星和財神,有的領(lǐng)導甚至以威脅的口氣對下面說“誰嚇跑一個外商我拿誰是問”、“誰跟政府過不去政府就跟誰過不去”等等。
因此只要前者看中一塊地方,后者就充當馬前卒——運用手中的權(quán)力強迫該地方的居住者拆遷。
十幾年后拆遷公司多為私有,拆遷情況得到改善,九十年代的拆遷公司皆為國有,皆為國有的意思,就是可以無限制的采取大量地行政手段強制拆除。
這更使市民雪上加霜,他們中的一些人原來尚有陋室可居,拆遷后反而上無片瓦。
野蠻拆遷使房地產(chǎn)商笑逐顏開,被拆遷者叫苦不迭。
即使多數(shù)人拆遷后買了房也是被逼無奈,債臺高筑,過著住高樓喝稀粥的日子,而一些領(lǐng)導卻以此作為政績自我吹噓粉飾太平。
沙田舊城大模范拆遷已經(jīng)不可避免,市里也不可能在沙田這塊商業(yè)寶地建造住宅社區(qū)來安置被拆遷市民。
也沒有在其他地方建設新社區(qū)安置被拆遷市民的計劃,最終只可能采取貨幣拆遷的模式,而海州在二千年之前的房地產(chǎn)市場根本就容納不了幾萬戶之巨的拆遷規(guī)模(拆遷費用很低,而九十年代被拆遷市民的經(jīng)濟條件普遍較差,不足以形成大地房地產(chǎn)市場,那時還沒有房貸一說)。
為了緩解矛盾,拆遷公司紛紛在遠離市區(qū)的城鄉(xiāng)結(jié)合區(qū)建造大量質(zhì)量低劣的無產(chǎn)權(quán)的安置房,將無力在市區(qū)購房的市民大部分趕到那里去。
唐學謙也會推擋不住建設新城的誘惑,九十年代,官員地政績很少與市民利益劃上等號,即使是唐學謙也不例外。
張恪一向認為城市建設就沒有“犧牲少部分人利益是可以的”說法,但是利益犧牲也輪不到國家公務人員的頭上。
所以“為了大局犧牲少部分利益是可以的”想法在市里很占上風,他們永遠都感覺不到切膚之痛。
張恪坐在唐學謙的對面,心想唐學謙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種被驅(qū)逐的痛苦吧!
張恪倒是有切膚之痛,父親辭去公職之后回到師院,師院沒有給再安排住所,那時還有一些積蓄,就在沙田買下一戶私房,九七年趕上舊城改造。
幸好小叔接濟,若不是如此,再趕上父親給驅(qū)逐出師院,還不曉得家里會怎么的慘狀。
畢竟在沙田生活了兩年,雖然短暫,但是對周圍被拆遷者地狀況都有了解,特別加上當時正搞“國退民進”。
大量國有企業(yè)職工下崗。
一部分家庭兩難相逢何其凄慘。
他們想利用物權(quán)法保護自己的權(quán)益還要等上十幾年才行。
這已不僅僅是舊城保護的問題,既然海州城建設得再漂亮。
也不能以上萬戶市民所承受的拆遷之痛為代價,唐學謙既然要試,張恪倒是想著拖一拖他的后腿。
唐學謙不清楚張恪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張恪的話讓他頗為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