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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王安石變法圖強（第1頁）

北宋王朝這臺老機器，到了仁宗晚年已經(jīng)吱呀作響冒黑煙了。表面上汴京還是那個"東華門外唱名"的繁華世界，骨子里卻是三冗問題——冗官、冗兵、冗費——像三高一樣掏空了國庫。舉個例子，太祖時期全國官員才一萬多，到仁宗時已經(jīng)膨脹到兩萬多，平均每個縣得養(yǎng)二十多個吃皇糧的；軍隊更夸張，太祖時百萬不到，仁宗朝暴增到一百四十萬，每年軍費占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五，妥妥的"吞金獸"。

就在這時候，一個叫王安石的男人帶著他的"維修手冊"出場了。此人是江西臨川人，21歲中進士，本來可以在京城混個美差，但他偏要去地方鍛煉，從鄞縣知縣干起，一路做到常州知州。在鄞縣時，他干過一件大事：每年青黃不接時，把官倉糧食貸給百姓，秋收后連本帶利還回來，既解決了百姓饑荒，又讓官倉糧食周轉(zhuǎn)起來。這就是后來青苗法的雛形，不得不說老王確實有兩把刷子。

治平四年（1067年），年輕的神宗皇帝繼位，一上臺就召見王安石："王愛卿，天下弊事這么多，你說該咋整？"王安石撩起官服袖子，來了句石破天驚的話："陛下，要不咱變法吧！變風(fēng)俗，立法度，這是方今之急！"神宗眼睛一亮，他早就看不慣朝堂上的那些老油條，就喜歡王安石這股愣勁兒，當(dāng)場拍板："朕信你，放手去干！"

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槍，瞄準(zhǔn)了"青苗法"。簡單說就是政府當(dāng)"銀行"，每年春天貸錢給農(nóng)民買種子，秋天連本帶利還回來，利息比民間高利貸低一半。想法挺好吧？但實際操作起來就變味了。

開封府尹韓維第一個跳出來反對："老王啊，你這法子看似好，可地方官為了完成指標(biāo)，會強迫百姓貸款?。”緛聿恍枰X的也得貸，利息不就成了額外負(fù)擔(dān)？"王安石一梗脖子："你這是杞人憂天！我派了提舉官下去監(jiān)督，誰敢胡來就辦誰！"

結(jié)果呢？提舉官為了政績，真的給各州各縣攤派貸款任務(wù)。比如杭州府額定貸出十萬貫，知縣一看，城里富人不需要，那就攤派給鄉(xiāng)下百姓吧。有個老農(nóng)本來只想借兩貫買種子，結(jié)果被衙役按在地上簽了十貫的貸款合同，哭著說："秋后哪來這么多錢還??！"更絕的是，有些地方官嫌收糧食麻煩，直接讓百姓折成現(xiàn)錢還，趕上糧食豐收糧價下跌，百姓賣了糧食都不夠還利息，活活被逼破產(chǎn)。

司馬光坐不住了，給王安石寫了封信，苦口婆心："介甫啊，你這是與民爭利??！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就在官，你硬從百姓口袋里掏錢，不是長久之計啊！"王安石大筆一揮，回了封《答司馬諫議書》，里面有句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老天爺變天不用怕，老祖宗規(guī)矩不用守，別人罵街不用理。這三不足論調(diào)，直接把司馬光氣吐血。

青苗法只是導(dǎo)火索，接下來王安石推出的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就像往油鍋里扔鞭炮，把朝堂炸成了菜市場。

募役法最招恨，以前百姓要輪流去官府當(dāng)差，現(xiàn)在可以交錢免役，官府用這錢雇人。聽起來挺合理吧？但問題在于，以前窮人家沒錢，可以出力；現(xiàn)在不管貧富都得交錢，連乞丐都得交"免役錢"。杭州有個寡婦，家里就幾畝薄田，按規(guī)定要交兩百文免役錢，被逼得賣了棺材本。蘇軾當(dāng)時在杭州當(dāng)通判，親眼看見百姓被逼得跳河，氣得給神宗上書："求陛下饒了百姓吧，這募役法比猛虎還厲害！"

舊黨大佬們紛紛上陣：韓琦說青苗法"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殊"；富弼干脆稱病辭職，臨走前撂下狠話："變法若行，我恐大宋江山不穩(wěn)??！"歐陽修在青州當(dāng)知州，發(fā)現(xiàn)百姓為了還青苗貸款，把耕牛都賣了，直接給神宗上奏："陛下，你看這青苗法，是利民還是害民？"

王安石一看反對聲太大，祭出大招——提拔新人。他看中了呂惠卿、章惇這些"少壯派"，這些人辦事麻利，但也有個毛?。簽榱俗兎ú粨袷侄?。有個叫李定的官員，為了支持新法，故意隱瞞母親去世的消息，不回家守孝，被舊黨抓住把柄，罵他"不孝"。王安石卻力保："守孝是私事，變法是國事，豈能因私廢公？"

這下好了，新舊兩黨徹底撕破臉。舊黨罵新黨是"聚斂之臣"，新黨罵舊黨是"守舊之徒"。有次朝會，司馬光和王安石為了市易法吵起來，司馬光說"商人就像魚兒，市易法就像漁網(wǎng)，把魚都撈光了"，王安石反駁"商人囤積居奇，市易法就是要讓物價穩(wěn)定，百姓才能買到便宜貨"。兩人吵得唾沫橫飛，連神宗都勸不住。

變法變到后來，已經(jīng)從政策之爭變成了意氣之爭。新黨為了打擊舊黨，發(fā)明了一種狠招——文字獄。最典型的就是"烏臺詩案"，主角是我們熟悉的蘇軾。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在湖州任上寫了封《湖州謝上表》，里面有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本來是謙虛的話，新黨卻解讀為"愚不適時"是罵新法不合時宜，"老不生事"是諷刺新法多事。御史何正臣立刻彈劾："蘇軾訕謗朝政，包藏禍心！"

接下來就是恐怖的大搜查。新黨派御史臺官員皇甫僎去湖州抓人，皇甫僎一路上耀武揚威，嚇得蘇軾以為要被砍頭，差點想跳湖自殺。到了汴京，蘇軾被關(guān)進御史臺監(jiān)獄，因為院子里有棵柏樹，上面住滿烏鴉，所以叫"烏臺"。獄卒每天對他嚴(yán)刑逼供，讓他交代"謗訕"的罪證。蘇軾被打得遍體鱗傷，有次實在受不了，寫下絕命詩："與君世世為兄弟，再結(jié)人間未了因。"

這事驚動了朝野。退休的王安石聽說后，連夜給神宗上書："安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連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求情："我想起仁宗皇帝當(dāng)年說過，吾為子孫得兩宰相，說的就是蘇軾、蘇轍兄弟，你怎么能殺他呢？"神宗這才松口，把蘇軾貶到黃州當(dāng)團練副使，一個沒有實權(quán)的小官。

烏臺詩案是新舊黨爭的轉(zhuǎn)折點，從此朝堂上不再有純粹的政見之爭，而是變成了赤裸裸的權(quán)力斗爭。新黨用文字獄打擊舊黨，舊黨則在背后使絆子，變法徹底變了味。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十歲的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本來就討厭新法，一上臺就召回司馬光，任命他為宰相。司馬光一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新法，不管好壞，全部一刀切。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不到一年全被廢除，史稱"元佑更化"。

王安石當(dāng)時在金陵養(yǎng)老，聽說免役法被廢，長嘆一聲："連這個法都廢了，天下事無可為也！"不久就郁郁而終，享年66歲。臨死前，他看著窗外飄落的梅花，喃喃自語："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可惜啊，這暗香，終究敵不過寒風(fēng)啊。"

司馬光廢除新法倒是干脆，但他也沒拿出更好的辦法。比如免役法廢除后，百姓又得輪流當(dāng)差，以前交錢就能免役，現(xiàn)在不僅要出力，還得自己貼錢。

更糟糕的是，哲宗親政后，又想起他爹的新法，重新啟用章惇、蔡京等人，把舊黨又狠狠收拾了一頓。從此北宋朝堂陷入"翻燒餅"模式——新黨上臺整舊黨，舊黨上臺整新黨，來回折騰了幾十年。到了徽宗朝，蔡京打著變法旗號，實際上搞獨裁統(tǒng)治，把北宋王朝徹底拖進了深淵。

王安石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像一塊巨石，在歷史長河中激起了層層漣漪。平心而論，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他想通過變法富國強兵，解決北宋的統(tǒng)治危機。他的很多措施，比如青苗法、市易法，其實就是國家宏觀調(diào)控，放在今天也是常用手段。

但問題出在執(zhí)行層面。北宋的官僚體系已經(jīng)腐敗透頂，再好的政策經(jīng)過這幫人之手，也會變味。比如青苗法，本來是低息貸款，結(jié)果成了官員撈錢的工具；募役法本來是便民措施，結(jié)果成了苛捐雜稅。正如南宋學(xué)者陸九淵說的："王安石變法，非不善也，特其人不行爾。"

更嚴(yán)重的是，變法引發(fā)的新舊黨爭，徹底撕裂了北宋的政治生態(tài)。以前朝堂上也有分歧，但大家至少還講點規(guī)矩，變法之后，兩黨互相傾軋，無所不用其極。蘇軾在《晁錯論》里寫過："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北宋就是這樣，表面上還是大一統(tǒng)王朝，實際上內(nèi)部已經(jīng)被黨爭蛀空了。

靖康之變后，有人總結(jié)北宋滅亡的原因，很多人把賬算到王安石頭上。比如朱熹說："王安石變法，群奸競進，天下大亂，以致靖康之禍。"但也有人替王安石叫屈，比如梁啟超寫《王荊公》，稱他是"中國十一世紀(jì)的改革家"，說變法失敗是因為"小人當(dāng)?shù)溃拥老?。

不管怎么說，王安石變法就像一場理想主義者的悲壯實驗。他像一個堂吉訶德，拿著變法的長矛，沖向北宋王朝這頭腐朽的巨獸，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他的精神——"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卻永遠(yuǎn)留在了歷史的天空。正如他在《登飛來峰》里寫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這份勇氣，這份擔(dān)當(dāng)，足以讓后世銘記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