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1724年),直隸河間府獻縣(今河北滄州)的紀氏家族迎來一個男嬰,父親紀容舒為其取名“昀”,字“曉嵐”,寄寓“光明磊落、文思清朗”之意。誰也未曾想到,這個孩子日后會成為乾隆朝最負盛名的文人,以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光耀千古,更以詼諧才思伴君左右,成為清宮軼事中繞不開的傳奇。
紀氏是河間望族,自明末以來“代有聞人”,紀容舒官至云南姚安知府,工于考據(jù),著有《唐韻考》等書,家風重“讀書明理,學以致用”。紀昀自幼聰慧,“目下十行,過目成誦”,七歲便能作詩,十二歲隨父入京,師從著名學者董邦達,學業(yè)日進。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歲的紀昀應(yīng)順天府鄉(xiāng)試,以第一名中舉,時人驚嘆“河間神童,名動京華”(《獻縣志·紀昀傳》)。
然而他的科舉之路并非一帆風順。乾隆十二年(1747年)會試,紀昀因“對策過于鋒芒,不合程式”落第,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考中進士,列二甲第四名,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從此踏入仕途。這段經(jīng)歷讓他深知“才華需藏鋒,文章合時宜”,為日后在乾隆朝的處世風格埋下伏筆。時任主考官劉統(tǒng)勛曾對人言:“紀昀才思敏捷,然欠沉潛,若能磨礪,將來必為棟梁?!保ā肚迨犯濉ぜo昀傳》)
翰林院的十年,是紀昀積累學識、熟悉官場規(guī)則的關(guān)鍵時期。他歷任編修、左春坊左庶子、福建學政等職,以“學問淵博,處事公允”著稱。在福建學政任上,他整頓科場積弊,“革除請托,嚴防舞弊”,所取士子多為寒門才俊,當?shù)匕傩辗Q頌“紀公持文衡,閩地文風振”(《福建通志·名宦傳》)。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紀昀因父親去世丁憂返鄉(xiāng),卻意外卷入一場官場風波。其姻親、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因“虧空鹽引”獲罪,紀昀事先得知消息,用“鹽案虧空,查抄在即”的暗語通風報信,事發(fā)后被革職流放烏魯木齊。這段流放生涯雖艱苦,卻讓他眼界大開,“遍歷天山南北,訪西域風情,觀邊塞軍民疾苦”,寫下《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戍樓西北望天山,九月霜風草樹斑”等句,展現(xiàn)出與此前不同的沉雄氣象(《紀文達公遺集》卷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紀昀被召回京師,復(fù)任翰林院編修。此時恰逢清廷醞釀纂修《四庫全書》,大學士劉統(tǒng)勛深知其才,力薦“紀昀博通典籍,尤長目錄之學,可當總纂之任”。乾隆帝召見時,紀昀對答如流,談及歷代典籍源流,“援據(jù)精當,條理清晰”,龍顏大悅,當即任命其為《四庫全書》總纂官,從此開啟了他“以文伴君”的政治生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館開館后,紀昀成為實際主持者。面對“古今圖書,浩如煙?!钡木置?,他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編纂流程:先分類???,再撰寫提要,最后統(tǒng)一潤色,“凡六經(jīng)傳注之得失,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支派之原委,莫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清史稿·紀昀傳》)。
他的工作之繁重超乎想象。據(jù)館中檔案記載,紀昀每日“卯時入館,酉時方歸”,平均審閱書籍二十余種,撰寫提要數(shù)千字,往往“夜漏三下,猶篝燈改訂”。對于有爭議的典籍,他必“博考眾說,折中至當”,如對《孟子》一書,既肯定其“仁義之道,為萬世準則”,又指出“宋儒附會之說,非孟子本意”,體現(xiàn)出嚴謹?shù)目紦?jù)精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撰寫是紀昀最杰出的貢獻。這部二百卷的巨著,為三千四百余種書籍撰寫了提要,“每書先列作者爵里,次考書之內(nèi)容,再論其得失,終定其存廢”,不僅是目錄學的巔峰之作,更蘊含著豐富的學術(shù)思想。他在《總目提要·凡例》中強調(diào):“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非徒為甲乙之次,實欲明圣學之旨?!边@種將學術(shù)與思想引導(dǎo)相結(jié)合的編纂理念,深得乾隆帝贊賞。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紀昀因功升侍讀學士,賞戴花翎。乾隆帝在乾清宮設(shè)宴嘉獎,親賜紀昀“敏而好學”匾額,稱贊其“綜覽古今,博辨洽聞,實為一代儒宗”(《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一百五十七)。
紀昀能在乾隆朝長期得寵,不僅因其學識,更因其獨特的“詼諧侍君”之道。乾隆帝雖崇尚文治,卻性情嚴苛,大臣稍有不慎便可能獲罪,而紀昀總能以幽默化解危機,既不失君臣之禮,又盡顯才思敏捷。
據(jù)《嘯亭雜錄》記載,一次乾隆帝在熱河行宮看書,見“朕”字被誤寫為“予”,勃然大怒,質(zhì)問紀昀:“此書乃你校勘,為何錯字未改?”紀昀從容答道:“圣上明鑒,此字非錯。書中所言乃‘匹夫之志’,故用‘予’字;若論天子之志,則必用‘朕’字。臣見圣上近日以匹夫之心憂天下,故未敢擅改?!币环捈冉饬隋e字之過,又頌揚了皇帝勤政,乾隆帝轉(zhuǎn)怒為喜,笑道:“朕知你善辯,今日又被你繞過去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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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詼諧并非油滑,而是暗含諷喻。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多次南巡耗資巨萬,紀昀借編書之機,在《南巡盛典》提要中寫道:“巡狩之舉,本為察民情、觀吏治,若過于奢靡,則失本意?!鼻〉劭春箅m未明言,卻在后續(xù)南巡中有所收斂。這種“以文進諫”的方式,比直言抗爭更易被接受。
一次乾隆帝命他為和珅新落成的府第題字,和珅想借機炫耀,紀昀卻題“竹苞”二字。和珅以為是“竹林繁茂”之意,欣然懸掛。后乾隆帝見之,笑道:“此乃紀昀罵你‘個個草包’也!”和珅雖惱,卻因紀昀題字巧妙而無法發(fā)作(《清稗類鈔·詼諧類》)。這種不卑不亢的態(tài)度,讓他在復(fù)雜的官場中始終保持清名。
作為學者,紀昀恪守“實事求是”的考據(jù)傳統(tǒng)。他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雖有政治審查的局限,但在學術(shù)??鄙峡胺Q典范。對《說文解字》的整理,他“博考鐘鼎銘文,參校唐宋類書”,糾正了歷來傳抄的數(shù)百處錯誤;對《水經(jīng)注》,則“以酈道元原文為綱,刪汰后世附會之說”,使這部古籍恢復(fù)原貌。其私人著作《閱微草堂筆記》,雖多記狐鬼故事,實則“借鬼狐喻人事,以因果勸世風”,體現(xiàn)出儒者的社會關(guān)懷。
作為官員,他始終堅守“清廉奉公”的原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他彈劾貪官污吏毫不留情,曾參倒陜甘總督勒爾謹?shù)榷嗝吖?,有“紀青天”之稱。晚年任禮部尚書,主管科舉,“杜絕請托,唯才是舉”,嘉慶帝曾回憶:“朕幼年就讀,聞紀公典試,所取多寒士,士林皆服其公?!保ā肚迦首趯嶄洝肪砣澹?/p>
他的處世哲學集中體現(xiàn)在《紀氏家訓》中:“事君者,當忠而不諛;為學者,當博而不雜;待人者,當誠而不欺。”這種平衡之道,讓他在乾隆朝歷經(jīng)風波而不倒,最終官至協(xié)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成為“文章、功業(yè)、聲名”三不朽的典范。
嘉慶十年(1805年)二月,八十二歲的紀昀病逝于京師。嘉慶帝聞訊震悼,親賜祭葬,謚號“文達”,取“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施而有政,行而有節(jié),是以謂之達”之意(《清史稿·禮志》)。
紀昀的一生,與《四庫全書》緊密相連。這部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因他的主持而條理分明;而他也因這部書,成為“通儒”的代名詞。清代學者洪亮吉評價:“先生于學無所不通,自經(jīng)史子集至醫(yī)卜星算,皆能言之成理,其《四庫提要》一書,萃千古之文獻,定百家之是非,可謂集目錄學之大成?!?/p>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他展現(xiàn)的文人風骨。在文字獄盛行的乾隆朝,紀昀既未像呂留良那樣以死抗爭,也未像和珅那樣同流合污,而是以“詼諧為外衣,堅守為內(nèi)核”,在文化傳承與政治壓力間找到平衡。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曾寫道:“天下之事,唯其有瑕,方顯其真;唯其有節(jié),方顯其重。”這或許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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