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南海廣東海面,一支由48艘艦船、4000余名士兵組成的英國艦隊,正緩緩駛入珠江口外的伶仃洋。旗艦“威里士厘號”上,英軍總司令懿律展開了英國政府的訓令:“迫使中國政府賠償鴉片損失,割讓通商口岸,承認英國在華特權。”(《英國議會文件》)兩個月前,英國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對華戰(zhàn)爭議案,這場因鴉片而起的沖突,終于從貿易爭端升級為武裝入侵。當炮聲在穿鼻洋響起時,清王朝自詡“天朝上國”的迷夢被轟然擊碎,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在硝煙與屈辱中被強行翻開。
1839年9月,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率先向政府遞交請愿書,聲稱“中國禁煙導致英商損失200萬英鎊”,要求“采取強硬措施”。紡織業(yè)巨頭們則擔心“失去中國棉花市場”,聯(lián)名致函外交大臣巴麥尊,呼吁“用武力打開中國門戶”。
在議會辯論中,主戰(zhàn)派與主和派展開激烈交鋒。巴麥尊將林則徐的禁煙比作“對英國女王的侮辱”,宣稱“必須讓中國人明白,英國的利益不可侵犯”;支持戰(zhàn)爭的議員甚至編造“中國士兵虐待英商”的謠言,煽動民眾情緒。主和派議員格萊斯頓則痛斥:“這場戰(zhàn)爭是為了保護毒品貿易,是英國歷史上最不正義的戰(zhàn)爭!”(《英國議會辯論記錄》)最終,1840年4月,議會以271票對262票的9票優(yōu)勢,通過了對華戰(zhàn)爭撥款案。
英國政府的戰(zhàn)爭目標遠超“賠償鴉片損失”,其秘密訓令明確要求:1。
清政府賠償鴉片價款;2。
割讓一處或數處沿海島嶼;3。
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4。
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即英國人在華犯罪,由英國領事審判)。這些條款暴露了殖民擴張的本質——鴉片只是借口,打開中國市場、掠奪殖民特權才是真正目的。正如歷史學家馬士(H。B。Morse)在《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所言:“鴉片戰(zhàn)爭是英國為維護其商業(yè)霸權而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鴉片不過是恰好引發(fā)沖突的導火索。”
1840年6月,英國艦隊抵達廣東海面,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正式爆發(fā)。此時的林則徐已在廣東經營海防半年有余,形成了一套“以守為戰(zhàn)”的防御體系:
海岸防御體系以虎門為核心,從廣州至珠江口,共設三道防線:第一道為虎門口的沙角、大角炮臺,配備大炮30余門;第二道是虎門主陣地,靖遠、威遠、鎮(zhèn)遠三炮臺呈品字形分布,共有大炮100余門,由水師提督關天培親自駐守;第三道為廣州附近的獵德、海珠炮臺,作為縱深防御。林則徐還招募了5000余名漁民、疍戶組成“水勇”,配備火船、火罐,專門襲擾敵艦。
情報與心理戰(zhàn)方面,林則徐編譯《澳門新聞紙》,及時掌握英軍動向;發(fā)布《諭沿海居民》告示,懸賞“生擒英夷一名賞銀二十元,斬首一名賞銀十元”,鼓勵民眾參戰(zhàn);甚至仿制西式戰(zhàn)船,嘗試“師夷長技”。他堅信“民心可用”,在給道光帝的奏折中寫道:“粵省沿海百姓皆愿效命,若英夷登陸,必遭群起而攻之?!保ā读謩t徐集·奏稿》)
面對廣東的嚴密防御,懿律與義律(此時為副司令)決定避實擊虛。他們留下少量艦船封鎖珠江口,主力艦隊則于6月30日北上,目標直指浙江定?!@里是清朝東南沿海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且靠近漕運航線,便于施壓清廷。林則徐察覺英軍意圖,立即上奏“請敕沿海各省加強防備”,但道光帝此時仍認為“英夷不過小股騷擾,不足為慮”,僅諭令“沿海各省酌情防范,不必勞師動眾”。這種輕敵心態(tài),導致沿海防務空虛,為英軍北犯創(chuàng)造了條件。
1840年7月4日,英軍抵達浙江定海(今舟山群島)。定海知縣姚懷祥登上城頭,看到的是“巨艦蔽海,炮口森然”的景象,而城內僅有清軍800余人,大炮10余門,且多為銹蝕的舊炮。英軍派翻譯遞交照會,要求“交出定??h城,否則開炮轟擊”。姚懷祥怒斥:“天朝領土,豈容爾等覬覦!”(《定海廳志》)
7月5日凌晨,英軍發(fā)起進攻?!巴锸坷逄枴钡人乃覒?zhàn)艦同時開火,定海炮臺的清軍火炮射程不及英艦,很快被摧毀。清軍士兵雖奮勇還擊,但“鳥銃射程不過百米,弓箭難以穿透英夷鎧甲”,不到半天,城墻被炸開缺口,英軍陸戰(zhàn)隊登陸。姚懷祥率軍民巷戰(zhàn),終因寡不敵眾敗走,投水自盡。典史全福、總兵張朝發(fā)戰(zhàn)死,定??h城陷落——這是鴉片戰(zhàn)爭中清軍丟失的第一座縣城。
英軍占領定海后,犯下累累暴行:“焚掠官署民居,奸淫婦女,搶走糧食財物”(《中西紀事》),還強迫居民“繳納人頭稅”,否則“格殺勿論”。不到一個月,定海城內“尸橫遍野,瘟疫蔓延”,原本繁華的縣城淪為人間地獄。英國傳教士馬儒翰在日記中記載:“士兵們的搶掠毫無節(jié)制,這讓我為英國的聲譽感到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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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失陷的消息傳到北京,道光帝終于意識到“英夷并非小股海盜”,立即下令“調福建、浙江、江蘇三省兵力,收復定海”,并將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查辦。但此時的清軍戰(zhàn)斗力已經很弱:調往浙江的福建水師“戰(zhàn)船多為朽木,士兵未經訓練”;江蘇巡撫裕謙雖主戰(zhàn),卻因“無可用之兵,無趁手之炮”而束手束腳。清廷的被動應對,讓英軍得以在定海站穩(wěn)腳跟。
英軍在定海休整后,繼續(xù)北上。1840年8月,艦隊抵達天津大沽口,直逼京畿。道光帝慌了手腳,他擔心“英夷攻至北京”,一改之前的強硬態(tài)度,諭令直隸總督琦善“前往大沽口與英夷交涉,探明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