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于隴右:從“健俠”到“叛軍”的蛻變
東漢桓帝年間,涼州金城(今甘肅蘭州),韓遂(原名韓約)以“長八尺,多謀算,俠名遠揚”聞名隴右?!兜渎浴酚涊d其早年為郡吏,曾奉命押解囚徒入京,途中竟“解縛縱之”,并自嘲:“丈夫不能立功于世,何能為獄吏乎!”這種豪俠做派,為他日后聚眾起事埋下伏筆。
中平元年(184年),羌人北宮伯玉聯(lián)合邊章叛亂,脅迫韓遂入伙。起初,韓遂以“誅宦官、清君側(cè)”為旗號,《后漢書》載其“擁兵十萬,天下騷動”。但隨著勢力膨脹,他逐漸脫離“清君側(cè)”的初衷,與羌胡部落歃血為盟,自稱“合眾將軍”。此時的韓遂,已從“義士”蛻變?yōu)楦顡?jù)一方的軍閥。
二、羌漢周旋:“亦敵亦友”的生存哲學(xué)
韓遂的崛起,得益于西涼特殊的地緣環(huán)境。此地“羌胡雜居,漢民十不存三”,他巧妙利用民族矛盾,推行“羌漢共治”策略:一方面,任用漢族謀士閻行、成公英;另一方面,與羌人豪酋“約為父子”,《三國志》稱其“恩信著于羌胡,所至輒克”。
但這種平衡術(shù)充滿風(fēng)險。初平三年(192年),韓遂與馬騰因“爭權(quán)隙末”(瑣事起爭執(zhí)),竟在長安城外混戰(zhàn),“死傷萬余人”?!兜渎浴酚涊d了荒誕一幕:雙方交戰(zhàn)時,韓遂部將閻行曾“以矛刺騰,矛折,因以折矛撾(zhua,擊打)騰項,幾殺之”。這場內(nèi)訌,暴露了西涼軍閥“利益至上”的本質(zhì)。
更具戲劇性的是,韓遂與曹操的關(guān)系。建安七年(202年),曹操表奏韓遂為“鎮(zhèn)西將軍,遣還涼州”,實則意圖分化西涼勢力。韓遂明知是計,卻欣然接受,對部下說:“曹孟德遠在許都,能奈我何?”這種“陽奉陰違”的策略,讓他在亂世中周旋近二十年。
三、渭水之戰(zhàn):“抹書間韓遂”的致命陷阱
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與馬超聯(lián)合抗曹,引發(fā)著名的渭水之戰(zhàn)。起初,聯(lián)軍據(jù)險而守,《山陽公載記》稱曹操感嘆:“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但曹操采納賈詡之計,在陣前與韓遂“單馬會語”,故意“歡笑談舊”,又“作書改易其辭”(寫信修改關(guān)鍵內(nèi)容),離間二人關(guān)系。
《魏略》詳細記載了離間細節(jié):曹操寫給韓遂的信中,“關(guān)鍵處盡皆涂抹”,馬超見信后懷疑韓遂“與操有密約”。韓遂百口莫辯,無奈對馬超說:“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shù)?!甭?lián)軍由此人心離散,最終被曹操大破于渭南。
戰(zhàn)敗后,韓遂逃往金城,部將成公英勸他“收散卒,再圖大業(yè)”,韓遂卻仰天長嘆:“吾年垂七十,名滿天下,今敗至此,夫復(fù)何求?”(我年近七十,名滿天下,如今慘敗,還能追求什么呢?)這種心灰意冷,預(yù)示著他的政治生命即將終結(jié)。
四、野史遺聞:“韓遂殺子”的血色疑云
民間對韓遂的評價充滿爭議。元代《三國志平話》演繹其形象時,加入“韓遂八健將”的虛構(gòu)設(shè)定,將他塑造成割據(jù)一方的梟雄。而《魏略》記載的一則野史,更添其殘忍色彩:
遂有子在淵(夏侯淵)軍,淵為偏將,守長安。遂與約,克城乃還其子。及淵圍城,遂使人呼子曰:“當勉之!圍滅,吾必滅汝家,不夠,吾不止也。”(韓遂之子在夏侯淵軍中,夏侯淵鎮(zhèn)守長安。韓遂與夏侯淵約定,破城就歸還其子。圍城時,韓遂派人對兒子喊:“你盡力守城!城破之日,我必殺你全家,否則絕不罷休?!保?/p>
這一記載雖未被正史采納,卻反映出西涼軍閥在亂世中“親情讓位于利益”的殘酷現(xiàn)實。
五、歷史鏡鑒:民族矛盾下的悲劇人生
韓遂的敗亡,本質(zhì)是西涼復(fù)雜民族矛盾的縮影。他既無法真正融合羌漢,又缺乏爭霸天下的格局,最終淪為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墊腳石?!度龂尽吩u價其“始與羌胡合從,終為叛逆,保據(jù)河右,年垂三十”(起初與羌胡聯(lián)合反叛,割據(jù)涼州近三十年),看似風(fēng)光,實則始終在夾縫中求存。
更值得深思的是,韓遂的一生充滿悖論:他以“清君側(cè)”起兵,卻成了亂臣賊子;他試圖平衡羌漢,卻加劇了民族仇殺;他周旋于諸侯之間,最終卻被離間計輕易瓦解。這種悲劇,正如《典略》所嘆:“涼州諸將,勇則勇矣,然皆無王者之量,終必敗亡?!?/p>
結(jié)語
韓遂的西涼迷局,是亂世中“邊緣軍閥”的典型寫照。他在羌漢夾縫中崛起,憑借權(quán)謀與武力割據(jù)一方,卻始終未能突破地域與民族的局限。當曹操的離間書信隨風(fēng)飄落,韓遂的敗局早已注定——他的故事,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東漢末年民族矛盾、軍閥混戰(zhàn)的一個縮影。歷史證明:在缺乏大義與格局的前提下,任何權(quán)謀算計都終將在時代的浪潮中歸于塵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