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餓殍(piao)遍野:中原大地的生存危機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至許昌,眼前是一幅觸目驚心的景象:《魏書》記載“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并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戰(zhàn)亂以來,糧食匱乏,各路軍隊缺乏長遠規(guī)劃,餓了就搶劫,吃飽就丟棄余糧,最終因缺糧自行瓦解的軍隊數不勝數)。彼時的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連曹操的軍隊都曾以桑葚、螺蚌充饑。
面對“人相食,州里蕭條”的絕境,棗祗(zhi)、韓浩向曹操獻策:“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安定國家的根本,在于強軍足糧,秦朝靠重視農業(yè)統(tǒng)一天下,漢武帝靠屯田平定西域,這是前人的成功經驗。)屯田制,正是曹操破局的關鍵。
二、軍屯民屯:雙軌并行的土地新政
曹操推行的屯田制分“軍屯”與“民屯”:
1。
民屯:招募流民,按“五十人為一屯”編制,由“屯田都尉”管理。《三國志·任峻傳》載,民屯采用“分田之術”,若用官牛耕種,收成官六民四;若用私牛,則官民對分。此政策一出,“流民歸心,數年間,得谷百萬斛(hu)”。
2。
軍屯:士兵戰(zhàn)時作戰(zhàn),閑時務農。每營設“典農中郎將”,《晉書·食貨志》記載,軍屯“且耕且守,每歲所獲,除自給外,悉輸于官”。典型如淮河南北的屯田區(qū),士兵“春種粟麥,秋修溝洫(xu)”,形成“農戰(zhàn)一體”的體系。
為保障屯田,曹操頒布《屯田令》:“盜屯田者,斬;私鬻(玉)官谷者,黥(qing)。”(盜竊屯田物資者斬首,私自販賣官糧者刺面。)同時,在許昌周邊修建“白渠”“平虜渠”,改善灌溉條件,史稱“渠成之日,谷帛如山”。
三、利益博弈:豪強、流民與政權的角力
屯田制的推行,本質是對土地控制權的重新分配。東漢末年,土地多被豪強“蔭附”,流民淪為奴婢。曹操以“國家授田”打破這一格局,卻遭豪強抵制?!段郝浴酚涊d,河內大族魏諷暗中串聯(lián):“曹公奪我田客,此仇不可忘!”但曹操借“魏諷謀反案”誅滅數十家,抄沒田產充公。
對流民而言,屯田制是“雙刃劍”。一方面,他們獲得土地和基本生存保障;另一方面,屯田民被束縛于土地,不得隨意遷徙,《魏律》規(guī)定“逃屯者,家屬連坐”。仲長統(tǒng)在《昌言》中批判:“屯田之民,雖有牛力,終歲勤苦,僅得糊口,與奴婢何異?”
政權內部也存在爭議。大臣袁渙建議“宜順民心,不欲者勿強”,主張減輕控制;而棗祗堅持“強制屯田,以足軍食”。曹操最終采納棗祗方案,卻在其死后追封“陳留太守”,賜爵列侯,以平衡各方。
四、成效與隱患:屯田制的歷史回響
屯田制的成效立竿見影?!度龂尽酚涊d,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戰(zhàn),曹操“糧草充足,而袁紹軍多饑乏”,此中屯田之功居半。到正始年間,淮南屯田區(qū)“倉廩豐實,足供十萬大軍五年之食”,為后來滅蜀、吞吳奠定經濟基礎。
但制度的弊端也逐漸顯現(xiàn):
1。
剝削加重:后期“官六民四”改為“官七民三”,屯田民逃亡日增?!稌x紀》載,嘉平年間“逃屯者十之三四,田畝多荒”。
2。
土地兼并回潮:司馬氏掌權后,屯田土地被權貴侵占,《晉書》稱“屯田各部,皆為貴戚隱占”。
3。
軍隊腐?。很娡褪勘粚㈩I役使如奴仆,《魏略》揭露“典農官私役兵丁,為己營宅”。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屯田制正式廢除,被“占田制”取代。
五、歷史啟示:土地政策的治亂密碼
曹操的屯田制,是亂世中“以強制求生存”的典范。他以鐵腕手段整合土地、人口與資源,短期內實現(xiàn)了“兵食足,天下安”,卻因未能平衡利益,最終走向異化。這種“戰(zhàn)時經濟”的模式,與商鞅變法、漢武帝鹽鐵令一脈相承,揭示了一個規(guī)律:在秩序崩塌的時代,強力的資源調控能迅速穩(wěn)定局勢,但如果缺乏彈性,必將引發(fā)反噬。
正如王沈在《魏書》中所評:“屯田之法,興于急難,成于威權,敗于茍且。非法之弊,時勢然也。”(屯田制興起于危難,靠威權推行,卻因僵化而衰敗。這并非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時勢所致。)
結語
曹魏屯田制的興衰,是一部濃縮的亂世生存史。它以土地為棋盤,將豪強、流民、政權各方卷入博弈,既創(chuàng)造了“五年破袁紹,十年定中原”的奇跡,也埋下了“民怨沸騰,制度崩壞”的隱患。歷史證明:任何土地政策的成敗,不僅取決于統(tǒng)治者的手腕,更在于能否在“生存剛需”與“民心向背”之間找到平衡。而曹操的屯田實踐,恰似一面鏡子,照見了亂世中經濟改革的殘酷與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