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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元世祖改制立制（第2頁）

這種制度，后來被明朝、清朝繼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雖然名稱和職能有變化，但本質(zhì)上是行省制的延續(xù)）。有個西方歷史學(xué)家說："元朝的行省，就像給大帝國安上了輪子，既能跑起來，又不會散架。"

元朝最讓人佩服的，除了行省制，就是驛站制度——蒙古人叫"站赤"（蒙古語，意為驛站）。

忽必烈剛上臺，就下了道圣旨："自大都起，每隔五十里設(shè)一個站赤，給驛站配好馬、好車、好酒菜，誰要是敢耽誤公文傳遞，斬！"

這些站赤有多厲害？咱們舉個例子：從大都到云南，全程五千多里，驛站的快馬（叫"急遞鋪馬"）只要十天就能跑到，平均每天跑五百多里。要是送緊急軍情，白天插紅旗，晚上掛燈籠，驛站的人看到了就趕緊換馬，連吃飯都在馬背上啃干糧。

馬可·波羅在游記里寫："我從大都到杭州，走了二十天，每天都能在驛站吃到熱飯，住上干凈的房間。有一次我的馬病了，驛站的人馬上給我換了一匹，比我自己的馬還壯。"

站赤不光是傳遞公文，還管接待官員、運(yùn)送糧草。每個驛站都有"提領(lǐng)"（負(fù)責(zé)人），下面有馬夫、廚子、獸醫(yī)，大的驛站還有倉庫、鐵匠鋪，簡直就是個小社會。據(jù)統(tǒng)計，元朝全國有一千三百多個站赤，光馬就養(yǎng)了三萬多匹，牛、驢、駱駝加起來也有兩萬多頭。

但這制度也有壞處。有些蒙古貴族把驛站當(dāng)自家后院，隨便用驛站的馬送私人東西，甚至讓驛站的人給自己抬轎子。有個叫也先帖木兒的王爺，一次就從驛站調(diào)了五十匹馬，給他的小妾送荔枝（學(xué)唐玄宗討好楊貴妃）。驛站的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往下搜刮老百姓，最后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忽必烈推行漢法，但他畢竟是蒙古大汗，不能完全得罪蒙古貴族。于是，他玩起了"平衡術(shù)"：表面上學(xué)漢人，暗地里保留蒙古特色。

比如科舉制度，漢人盼了幾十年，忽必烈直到晚年（1291年）才下詔準(zhǔn)備開科取士，結(jié)果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去世了（真正開科是元仁宗時期）。他寧愿重用色目人（如阿合馬、桑哥）管財政，也不讓漢人掌握實權(quán)——因為色目人大多是商人出身，只會算賬，不會造反，不像漢人動不動就講"忠君愛國"那套。

再比如戶籍制度，元朝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漢人（北方漢人、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遺民）。四等人的權(quán)利天差地別：蒙古人殺了漢人，最多賠頭驢；漢人殺了蒙古人，全家都得償命。這種"民族隔離"政策，雖然暫時穩(wěn)住了蒙古貴族，卻為后來的紅巾軍起義埋下了伏筆。

最有意思的是"紙幣"。中統(tǒng)元年（1260年），忽必烈發(fā)行"中統(tǒng)元寶交鈔"，規(guī)定用這紙幣可以交稅、買東西，和銀子等值。這在當(dāng)時是很先進(jìn)的想法，因為歐洲人還在用金幣銀幣?？傻搅送砟?，朝廷花錢太狠，不停地印紙幣，結(jié)果紙幣越來越不值錢，老百姓寧愿用糧食換東西，也不用交鈔。因為早上能買一頭牛的紙幣，晚上只能買一只雞。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去世，享年八十歲。他一輩子都在和兩種力量較勁：一種是蒙古貴族的守舊勢力，一種是漢儒的"全盤漢化"主張。他想在中間走出一條路，結(jié)果卻像個走鋼絲的人，累得夠嗆。

他的改革，成功了一半，也失敗了一半。成功的是，他建立的行省制、驛站制、中央官制，讓元朝這個多民族帝國能正常運(yùn)轉(zhuǎn)；失敗的是，他沒能解決民族矛盾、財政危機(jī)，尤其是晚年重用奸臣桑哥（色目人，因貪污被處死），搞得朝堂烏煙瘴氣，老百姓怨聲載道。

有個叫程鉅夫的漢人官員，在忽必烈去世后寫了篇文章，說："陛下一生，學(xué)漢法而不泥漢法，用舊俗而不固舊俗，雖有小過，終為一代賢君。"這話也算中肯。

忽必烈的改革，就像給蒙古帝國換了個"發(fā)動機(jī)"——把草原游牧的"馬力"，換成了農(nóng)耕文明的"內(nèi)燃機(jī)"。雖然這臺發(fā)動機(jī)時不時出故障，但畢竟讓元朝跑了近百年。要是沒有這些制度，恐怕蒙古人早就被漢人趕回漠北放羊了。

很多年后，朱元璋推翻元朝，看著忽必烈留下的那些制度，嘴上罵著"胡虜"，手里卻照單全收——行省改成了"承宣布政使司"，換了個名字而已；驛站制度原封不動地保留；甚至連紙幣，明朝也接著用（雖然也沒用好）。

這大概就是歷史的有趣之處：你可以罵你的前任，但該學(xué)的本事，一點都不能少。忽必烈要是泉下有知，估計會笑著說："你看，朕的制度，還是管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