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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四庫全書纂修始（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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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溯閣：位于沈陽故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藏第二部，象征清廷對東北發(fā)祥地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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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源閣：位于圓明園，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藏第三部，毀于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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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閣：位于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成，藏第四部，現藏國家圖書館。

江南三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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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閣：位于江蘇鎮(zhèn)江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建成，藏第五部，毀于太平天國戰(zhàn)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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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閣：位于江蘇揚州大觀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藏第六部，同樣毀于太平天國戰(zhàn)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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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瀾閣：位于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建成，藏第七部，戰(zhàn)亂中部分散佚，后經補抄恢復完整。

七閣均“仿天一閣之制，前有池，后有山，閣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以避火災”（《南巡盛典》卷三十一）。其中江南三閣允許文人入閣抄閱，“士子有愿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赴閣抄錄”（《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一百七十九），推動了文化的傳播。

《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空前壯舉，但其影響卻具有鮮明的雙重性。

從積極方面看，它系統(tǒng)整理了歷代典籍，保存了大量珍貴文獻。許多失傳已久的書籍，如《舊五代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得以重見天日。全書的分類與提要，為后世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清代乾嘉學派的興起，便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有直接關聯(lián)。歷史學家陳寅恪評價：“《四庫全書》的編纂，使中國傳統(tǒng)學術得以系統(tǒng)總結，其功不可沒?！?/p>

從消極方面看，它的思想審查造成了文化災難。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民族意識的書籍被銷毀，導致許多珍貴文獻永久失傳。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化專制政策壓制了思想活力，使清代學術逐漸陷入考據的窠臼，缺乏創(chuàng)新精神。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中尖銳指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隨著最后一部《四庫全書》抄成，這場歷時18年的文化工程宣告完成。此時的乾隆帝已年過八旬，站在文淵閣前，望著堆積如山的典籍，或許會想起自己當年的諭旨：“朕欲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文治之盛?！保ā肚甯咦趯嶄洝肪砭虐俣┻@一愿望在形式上實現了，但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卻遠非一部叢書所能涵蓋。

如今，幸存的四部《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在臺灣，文溯閣本在甘肅，文津閣本在北京，文瀾閣本在杭州）已成為兩岸共同的文化瑰寶。它們不僅見證著清代盛世的文治雄心，更警示著后人：文化的繁榮，既需要系統(tǒng)的整理與傳承，更需要開放的心態(tài)與包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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