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邊泛起一絲微光,像某種預(yù)兆。
我低頭整理登記表,在“關(guān)聯(lián)親屬”一欄前停頓片刻,終究沒有填寫。
但我知道,這張紙上遲早會被填滿。
我站在街角的便利店檐下,雪水順著發(fā)梢滴進(jìn)衣領(lǐng),冷得刺骨。
可我的心卻燒著一團(tuán)火,眼睛死死盯著派出所門口那個佝僂的身影。
王建國出來了。
他手里捏著一張紙,薄得仿佛一陣風(fēng)就能吹走——那是臨時身份證明的回執(zhí)單,編號047,蓋著鋼印,像一道從深淵里爬出來的憑證。
他沒看路,也沒抬頭,只是踉蹌地往前走了兩步,忽然雙膝一軟,整個人蹲在地上,肩膀劇烈地抖動起來。
我沒有靠近。
不是不想,是不敢。怕一出聲,這夢就碎了。
他哭了很久,無聲地抽搐,像一頭終于被卸下重?fù)?dān)的老馬。
然后他慢慢站起來,抹了把臉,走向街邊那家開了二十年的早點攤。
我要他買什么?
一碗熱湯?
一份歸屬感?
可他要的從來都不是自己吃飽。
他買了兩碗豆?jié){。
遞出其中一杯時,那個蜷在墻角、滿臉污垢的老乞丐愣住了,渾濁的眼睛眨了幾下,才顫抖著接過。
王建國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轉(zhuǎn)身走了。
背影挺直了些,像是第一次真正走在人間的路上。
手機震動。
許念的消息跳出來:“他又開始送了。”
我盯著那句話,喉嚨發(fā)緊。
“送”這個字,在我們這兒有特殊的重量。
三年前,“夜燈屋”最初的名字叫“夜路燈”,是因為有人看見林致遠(yuǎn)——也就是我——在凌晨三點給露宿者送去最后一份外賣后,順手把車燈留在橋洞口照明。
后來漸漸有人學(xué)我,有人跟著送,有人主動來問:“還能幫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