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巖小說

第115章 《方言的抵抗與詩意的棲居》（第1頁）

《方言的抵抗與詩意的棲居》

——論樹科《我噈喺想講白話》的語言政治與存在之思

文元詩

在普通話如潮水般沖刷方言堤岸的當代語境中，樹科的粵語詩《我噈喺想講白話》以倔強的方言姿態(tài)，構(gòu)筑了一道抵抗語言同化的微型堡壘。這首詩表面是對方言書寫權(quán)利的申辯，深層卻折射出全球化時代個體在語言暴力下的存在困境。當詩人用"我噈喺想講白話啫"開篇時，這個看似簡單的聲明已然成為一場文化政治的宣言——在標準語霸權(quán)面前，方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承載記憶、情感與身份認同的存在之家。海德格爾曾言"語言是存在之家"，而這首詩恰恰展現(xiàn)了當這個"家"面臨強拆時，詩人如何通過文字的磚瓦進行頑強的重建。

從文學史維度審視，方言寫作始終與權(quán)力話語構(gòu)成緊張對話。明清小說中《金瓶梅》的山東方言、《海上花列傳》的吳語對白，到當代韓少功《馬橋詞典》的方言考古，莫不是對官話正統(tǒng)的溫和反叛。樹科這首詩的特殊性在于，它將方言的生存危機直接主題化，使語言本身成為詩歌表現(xiàn)的對象與抗爭的場域。"用粵語啲中文、漢字寫下自己心度嘅事情"這一樸素愿望背后，是維特根斯坦所謂"私人語言"不可能性的深刻悖論——即便最個人化的情感表達，也必須依賴公共語言符號，而當這種公共語言被權(quán)力壟斷時，個體的言說便先天地被拋入了政治戰(zhàn)場。

詩歌第二節(jié)的"陰謀論"意象值得玩味。將語言選擇陰謀論化，恰恰揭示了當代語言政治的荒誕性。"家陣陰謀論肆意而家冇邊個冇得籬笆"的感嘆，描繪了人人自危的話語環(huán)境。福柯筆下的"話語即權(quán)力"在此得到生動印證——當粵語書寫被臆想為與"煲冬瓜"（普通話諧謔稱呼）爭奪話語權(quán)時，語言便不再是中立的媒介，而成為權(quán)力角逐的武器。詩人"氣煞人也"的憤懣，正是弱勢語言使用者在遭遇符號暴力時的典型反應(yīng)。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緒在普通話書寫中可能被稀釋，而通過粵語特有的語氣詞"啫"、"嘟"、"啦"等，獲得了更為本真的表達，驗證了巴赫金"語言雜多性"理論中關(guān)于方言更能傳遞情感體溫的論斷。

詩歌結(jié)尾"以己之心度人啦"的勸誡，暴露出詩人面臨的闡釋暴力。伽達默爾的闡釋學提醒我們，任何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前見"，而當這種前見被意識形態(tài)固化，就會形成對異質(zhì)話語的壓迫性解讀。要求粵語詩人自證清白"不是爭奪話語權(quán)"，無異于強迫邊緣群體用主導(dǎo)語言為自己的差異辯護。德里達解構(gòu)理論中的"白色神話"現(xiàn)象在此顯現(xiàn)——將某種語言（如普通話）自然化為普適標準，而將其他語言變體標記為特殊、可疑的他者。詩人無奈的嘆息中，我們聽見了所有少數(shù)話語在遭遇"為何不能和大家一樣"質(zhì)問時的共同悲鳴。

從詩歌形式分析，這首作品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粵語現(xiàn)代詩"美學。它既不同于古典詩詞的典雅音韻，也區(qū)別于普通話新詩的流暢節(jié)奏，而是在方言的語音裂縫中開辟新的詩意空間。"嘟想"、"心度"、"家陣"等粵語詞匯的嵌入，形成了一種陌生化的語言景觀，迫使讀者在理解障礙中重新思考語言的本質(zhì)。這種策略令人想起龐德通過拆解英語語法來解放詩歌能量的實驗，只不過樹科的拆解并非出于美學前衛(wèi)意識，而是源于更為根本的存在需求——只有用母語的呼吸節(jié)奏思考，思想才能獲得其本真的形態(tài)。

詩歌中"寫下自己心度嘅事情"的訴求，揭示了方言與記憶的血肉聯(lián)系。諾獎得主米沃什在《故土》中寫道："方言是童年的圍墻"，而樹科的詩句表明，粵語正是他情感記憶的密碼本。當標準語試圖統(tǒng)一所有人的表達方式時，它實際上是在抹殺個體最私密的存在痕跡。阿多諾"在錯誤的生活里沒有正確的生活"的論斷，在此可轉(zhuǎn)譯為"在別人的語言里沒有真正的自我"。詩人堅持用粵語漢字書寫，正是為了保衛(wèi)那些在普通話翻譯過程中必然流失的生命體驗與地域感知。

從文化政治視角看，這首詩無意中觸碰了"一國多語"的敏感神經(jīng)。在語言政策趨向標準化的背景下，方言詩歌成為微型的文化抵抗形式。但樹科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并未將粵語浪漫化為純粹的抵抗符號，而是坦誠展現(xiàn)了方言使用者在當代的尷尬處境——即便只是"寫下詩"，也會被卷入莫須有的權(quán)力爭奪指控。這種困境印證了霍米·巴巴關(guān)于"文化混雜性"的論述，在普通話與粵語的夾縫中，詩人既不能完全回歸方言的純粹性，又不愿徹底臣服于標準語的收編，只能在這種張力中尋找暫時的平衡。

詩歌最后一行標注的創(chuàng)作地點"粵北韶城沙湖畔"，構(gòu)成了意味深長的地理注腳。這個具體到湖畔的精確坐標，與詩中捍衛(wèi)的語言本土性形成互文，暗示著方言與地方經(jīng)驗的不可分割。正如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所言，每個記憶都有其對應(yīng)的空間錨點，而樹科的粵語正是連接他與沙湖畔的存在紐帶。當全球化浪潮試圖將所有人連根拔起時，這種根植于方言與地域的寫作，成為了對抗普遍主義暴力的詩意方式。

回望整首詩作，樹科以近乎直白的方言傾訴，構(gòu)筑了當代文化場域中一個發(fā)人深省的悖論：越是堅持用母語表達最個人的情感，就越是被迫卷入公共領(lǐng)域的權(quán)力話語爭奪。這種困境恰恰印證了哈貝馬斯"系統(tǒng)對生活世界殖民"的論斷——即便最私密的語言選擇，也難以逃脫被政治化解讀的命運。而詩歌的價值，或許正在于它勇敢展示了這種困境，并通過方言本身的堅韌存在，證明了個體在標準化浪潮中保持差異性的可能。

《我噈喺想講白話》這首短詩，就像沙湖畔的一株方言植物，以其倔強的生長姿態(tài)，證明了多元語言生態(tài)的必要。在語言趨同化愈演愈烈的時代，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化民主，不在于所有人都說同樣的話，而在于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說出心底最真實的句子。正如詩人所愿，或許我們真該"以己之心度人"，理解那些執(zhí)著于方言書寫者背后的存在焦慮與文化鄉(xiāng)愁。因為保衛(wèi)語言多樣性，最終是為了保衛(wèi)人類表達可能性的廣闊光譜，讓每種情感都能找到其最貼切的語言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