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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詞語的病理學》（第1頁）

《詞語的病理學：論樹科＜?。局械姆窖栽妼W與精神診療》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粵語寫作始終保持著一種邊緣而倔強的存在姿態(tài)。樹科的《病》以其獨特的方言表達和病理學隱喻，構建了一個關于現代人生存狀態(tài)的診斷書。這首詩不僅是對身體疾病的描述，更是對精神困境的剖析，通過粵語特有的音韻節(jié)奏和詞匯張力，呈現了語言與存在之間的復雜關系。當我們進入《病》的文本世界，實際上是在進入一個被方言重構的認知體系，在這里，"病"不再僅僅是醫(yī)學概念，而成為一種文化隱喻和生存寓言。

詩歌開篇即以驚人的意象組合直指核心："心哋有個魔，屋企冇有鬼？"這兩句設問構成了整首詩的基調。"心哋"（心里）與"屋企"（家里）形成空間上的對位，而"魔"與"鬼"則構成精神威脅的兩種形態(tài)。詩人用粵語特有的詞匯"哋"（地，此處作"里"解）和"屋企"（家里），立即建立起一個方言的語義場。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并非簡單地將粵語詞匯植入詩歌，而是通過方言的思維邏輯重構詩歌的表達方式。"有魔"與"冇有鬼"的對比，暗示了內在精神危機比外在威脅更為真實可怖的存在狀態(tài)。

接下來的詩句呈現出一種近乎咒語般的語言狂歡："魅魑魅魍整蠱，仚屳屲冚旨意孓孑孓孒抗抵，卐卍卍卐佐佑"。這些生僻字與符號的堆砌，制造出視覺與心理上的雙重壓迫感。從"魅魑魅魍"到"卐卍卍卐"，詩人似乎在模擬精神混亂時的語言狀態(tài)，每個字符都像是一個精神病原體，在詩行中繁殖蔓延。"孓孑孓孒"這樣的字形游戲，既是對漢字構造的解構，也是對理性語言秩序的顛覆。這種刻意的"文字病態(tài)"恰恰是對"病"這一主題最有力的形式呈現。

詩歌的節(jié)奏在"驚曬拉柴，拉拉柴柴……"處突然轉向口語化。"拉柴"這一粵語俚語（意為"死"）的重復使用，既緩和了前文的緊張感，又引入了死亡這一終極命題。重復的"拉拉柴柴"制造出戲謔的節(jié)奏，將死亡恐懼轉化為一種語言游戲，這種處理方式體現了粵語文化中面對苦難時特有的幽默與疏離。

詩歌的第二部分轉向對治療過程的描述："望、聞、問、切，噈咁自然系罯罯尋尋、啰啰嗦嗦"。詩人將中醫(yī)診斷的"四診"方法與粵語特有的擬聲詞"噈咁"（就這樣）、"罯罯尋尋"（形容忙碌狀）并置，傳統(tǒng)醫(yī)學的莊嚴感與方言的日常感形成有趣的反差。這種語言策略消解了醫(yī)學話語的權威性，將其還原為一種日常實踐。"啰啰嗦嗦"一詞更是精準捕捉了醫(yī)患交流中的語言冗余現象，展現了治療過程本身的"病癥"。

詩歌隨后引入家庭成員的多元醫(yī)療觀點："亞爺有講：心病噈要心藥醫(yī)嫲嫲嘟話：睇醫(yī)中醫(yī)從根治醫(yī)生媽咪：我哋西醫(yī)快準狠老豆嘟嘴：講嚟至好唔識你……"。這段家庭對話呈現了文化觀念的代際沖突與融合。祖父代表傳統(tǒng)中醫(yī)的"心藥"理念，奶奶堅持中醫(yī)的"治本"思想，母親則推崇西醫(yī)的"快準狠"，而父親的"嘟嘴"和"唔識你"（不懂你）則暗示了男性在家庭醫(yī)療決策中的失語狀態(tài)。這種多元醫(yī)療話語的碰撞，折射出香港這一中西文化交匯處的身份焦慮。

詩歌的結尾將"病"的概念擴展到社會層面："話時話啦，病邊個冇有？隔離姊姊叫我：靚仔親我玩仲唔系社會喺度有？"。詩人通過鄰居姐姐的調笑（"靚仔親我玩"）暗示社會關系的病態(tài)。""（粵語中指"癲狂"）一詞的運用，將個人病理擴展為社會病理，質疑了所謂"正常人"的界定標準。在詩人看來，整個社會都處于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病態(tài)中，而所謂的治療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規(guī)訓與控制。

從詩學角度看，《病》的獨特價值在于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方言現代主義"的表達方式。樹科不是簡單地將粵語作為點綴，而是將其作為詩歌思維的基質。諸如"噈咁"、"罯罯尋尋"、"啰啰嗦嗦"等表達，不僅是語音的模仿，更是一種認知方式的呈現?；浾Z的音調起伏與節(jié)奏變化，賦予了詩歌特殊的音樂性，如"拉拉柴柴"中的重復與變奏，創(chuàng)造出既幽默又悲涼的藝術效果。

在文化意義上，《病》通過醫(yī)療這一隱喻，探討了香港的身份認同問題。詩中中西醫(yī)的對話，象征著香港在中西文化之間的掙扎與融合。而"病"這一主題，則暗示了殖民歷史與回歸后的文化創(chuàng)傷。詩人沒有給出明確的治療方案，而是通過展示各種治療話語的局限性，暗示了文化病根的復雜性。

樹科的《病》以其大膽的語言實驗和深刻的文化洞察，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關于當代人生存狀態(tài)的診斷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疾病不再是需要消除的異常狀態(tài)，而成為理解自我與社會的窗口。通過粵語這一媒介，詩人既表達了對本土文化的堅守，又展現了面對全球化時的焦慮與調適?！恫　纷罱K告訴我們，也許真正的治療不是消除病癥，而是學會與病癥共處，在語言的裂縫中尋找生存的詩意。

《樹科詩箋》中的這首詩，以其獨特的方言詩學和病理學隱喻，拓展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表現疆域。它證明，邊緣化的方言不僅可以成為詩歌表達的媒介，更可以提供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在標準漢語日益主導的文學場域中，樹科的粵語寫作猶如一劑良藥，提醒我們語言多樣性的治療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