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詩學的解構與重構》
——論樹科粵語詩《冇有有冇》的審美現(xiàn)代性
文袖子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方言寫作始終保持著獨特的審美張力。樹科這首以粵語口語寫就的《冇有有冇》,通過方言的陌生化效果,構建起一個充滿哲學思辨的詩歌空間。全詩以"空嘅房,天嘅堂"的悖論式開篇,立即將讀者帶入海德格爾所謂"此在"的生存論場域。這種方言特有的語法倒置,恰似德里達解構理論中的"延異"策略,在語音差異中顛覆了普通話的思維定式。
詩歌第二節(jié)"有美妙,有日光"的重復修辭,暗合《詩經》"重章疊句"的傳統(tǒng),卻在粵語特有的九聲調值中產生新的韻律美學。詩人用"睇唔到"與"睇得到"的三組辯證對照,構建起柏拉圖"洞穴隱喻"式的認知圖景。其中"德道"與"慈悲"的并置,既呼應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心學傳統(tǒng),又通過粵語特有的詞匯組合(如"計仔"代指智慧),實現(xiàn)了對儒家話語的民間化解碼。
值得注意的是,詩中"你諗諗"的召喚式表達,與禪宗"直指本心"的機鋒異曲同工?;浾Z思維特有的具象性(如"心度噈"的觸覺化表達)打破了普通話的抽象邏輯,形成羅蘭·巴特所說的"可寫文本"特征。這種語言策略,恰如維特根斯坦所言"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在方言的邊界處開拓出新的詩意空間。
全詩最后"乜嘢嘟有喇"的俚俗化收束,構成對標題"冇有有冇"的哲學回應。這種粵語特有的雙重否定句式,在解構"有無"二元對立的同時,暗合老子"有無相生"的辯證思維。詩人通過方言的音義張力,將嶺南民間智慧提升到存在主義的高度,在"房堂"、"愛覺悟"等意象組中,完成對現(xiàn)代人生存困境的詩意勘測。
從詩學傳統(tǒng)看,該作延續(xù)了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方言實驗,又融入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解構策略。其價值不僅在于保存了瀕危的方言表達,更創(chuàng)造了本雅明所說的"可譯性"文本——在方言與通語、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裂隙中,生長出抵抗語言霸權的美學力量。這種"方言現(xiàn)代性"的建構,或許正是漢語詩歌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突圍路徑。
詩歌的韻律結構同樣值得深入剖析。粵語特有的入聲字(如"噈"的短促收音)與平仄交替,形成類似古詩詞的聲律效果,卻在自由詩的形式中產生新的節(jié)奏張力。這種聲韻特征,讓人聯(lián)想到南朝《子夜歌》的吳語遺韻,在當代語境下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詩人刻意保留方言特有的語氣詞(如"喇"),在文本中形成巴赫金所說的"雜語"現(xiàn)象,使詩歌成為多種話語交鋒的場域。
從意象系統(tǒng)來看,"空房"與"天堂"的并置構成基督教與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的對話。這種意象組合方式,既不同于北島式的政治隱喻,也區(qū)別于海子式的農耕圖騰,而是呈現(xiàn)出嶺南文化特有的實用主義宗教觀。詩中"日光"與"覺悟"的關聯(lián),隱約可見六祖慧能"菩提本無樹"的禪意,卻又通過粵語口語的日常化表達,消解了宗教話語的崇高性。這種"祛魅"與"復魅"并存的策略,正是后現(xiàn)代詩學的典型特征。
在文化地理學維度上,該詩暗含"韶城"地域符號與全球化語境的對抗?;浾Z作為古代雅言的活化石,其存續(xù)本身就是對文化同質化的抵抗。詩人通過"沙湖畔"的具體空間標注,將方言寫作錨定在地方性知識體系中,這種策略呼應了加斯東·巴什拉的"空間詩學"理論。當普通話寫作日益陷入符號化困境時,方言詩歌恰恰以其"在地性"獲得了普遍意義。
詩歌結尾的設問句式,構成對讀者的智性召喚。這種蘇格拉底式的對話體,通過粵語特有的語調變化(如"系唔系"的升調疑問),實現(xiàn)了現(xiàn)象學所謂的"主體間性"建構。詩人不是真理的宣諭者,而是用方言搭建起思維的腳手架,邀請讀者共同完成意義的生成。這種開放文本觀,使詩歌超越地域限制,成為跨文化理解的媒介。
從文學史脈絡審視,該作標志著方言詩歌從民俗學標本向哲學載體的轉型。它既不同于1920年代劉半農的方言采風,也有別于1990年代于堅的口語實驗,而是在數(shù)碼時代重構了方言的現(xiàn)代性維度。當人工智能開始吞噬標準語寫作時,或許正是這些扎根于唇齒間的方言韻律,能夠守護詩歌最后的肉身性。樹科的實踐啟示我們:詩歌的先鋒性,未必在于追逐最新的思潮,而可能在于激活最古老的語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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