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巖小說

第118章 《方言詩學的本體論突圍》（第1頁）

《解構與重構：方言詩學的本體論突圍》

——以樹科粵語詩《我噈喺想講白話》為中心

文詩學觀察者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方言寫作猶如地質斷層中的巖漿，始終涌動著顛覆語言秩序的潛能。樹科的粵語詩《我噈喺想講白話》以充滿張力的口語化表達，將方言詩學的本體論困境轉化為美學革命的宣言。這首創(chuàng)作于"普粵之爭"文化語境下的詩作，恰似德里達解剖西方形而上學的手術刀，在漢語的肌體上劃開一道審視語言暴力的切口。

一、音聲革命：方言寫作的本體論宣言

詩歌開篇"我噈喺想講白話啫"的爆破音組合，構成了對標準漢語音系的有意冒犯?；浾Z特有的入聲字"噈"（dzuk7）與"喺"（hai2）形成聲調矩陣，其九聲六調系統(tǒng)（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陰入、中入、陽入）天然攜帶《切韻》音系的遺傳密碼。這種音聲特質在"嘟想用粵語啲中文"中形成雙重悖論：詩人既堅持用漢字書寫，又通過方言發(fā)音解構標準語的語音霸權。正如索緒爾揭示的能指與所指的任意性原則，當"白話"（粵語）的聲音形式被強行嫁接至普通話的能指系統(tǒng)，符號暴力便顯現(xiàn)為詩中"陰謀論肆意"的文化焦慮。

詩人刻意保留的方言助詞"啫"（ze1）、"嘅"（ge3）、"乜鬼"（mat1

gwai2），在文本表層制造出陌生化的裂隙。這些被現(xiàn)代漢語語法視為冗余成分的虛字，實為嶺南語言基因的重要載體。如"嘅"作為領屬助詞，可追溯至古漢語"之"字的弱化形式，在屈大均《廣東新語》中已有"其歌畛嘅"的記錄。這種語言考古學層面的抵抗，暗合德勒茲的塊莖理論——當標準語試圖構建樹狀結構的語言帝國，方言通過橫向的語音蔓延瓦解中心話語的統(tǒng)治。

二、文化拓撲學中的方言困境

"家陣冇邊個冇得籬笆"的隱喻，暴露出方言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生存困境。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在此顯現(xiàn)出驚人的解釋力：普通話作為"法定語言"建構起規(guī)訓的"籬笆"，將方言驅趕至文化邊陲。詩中"評論我同煲冬瓜爭奪話語權"的無奈，恰似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中揭示的殖民創(chuàng)傷——當粵語被貶斥為"鳥語"，其承載的廣府文化記憶便遭遇象征性閹割。

這種語言政治學的暴力，在詩歌文本中呈現(xiàn)為深刻的認知錯位。"煲冬瓜"（bou1

dung1

gwaa1）作為對普通話的諧謔音譯，通過語音戲仿解構官方話語的神圣性。這種策略令人想起巴赫金對拉伯雷《巨人傳》的分析：民間笑謔文化通過降格官方語言，在狂歡化中重建被壓抑的主體性?；浾Z中存留的大量古漢語詞匯（如"行"表走、"食"表吃），本應是漢語演化的活化石，卻在現(xiàn)代語言政策中淪為需要矯正的"語法錯誤"。

三、字詞考古學：作為文化基因庫的方言

從文字學視角審視，粵語寫作堪稱一次漢字本真性的溯源工程。詩中"心度"（心中）的用法，承襲《詩經·小雅》"憂心孔疚"的介詞結構；"籬笆"（lei4

baa1）的音譯詞選擇，則彰顯粵語對外來語的轉化智慧（比較馬來語"lepak"）。這些語言現(xiàn)象構成德里達所謂的"原初文字"（arche-wri），證明方言絕非標準語的拙劣模仿，而是保存著未被邏各斯中心主義污染的言語化石。

趙元任在《粵語入門》中揭示的"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聲調系統(tǒng)，在詩歌的語音層面構筑起抵御同化的堡壘。如詩句末字"嘟想"（都系想）的"系"（hai6）讀陽去聲，其降調曲線與普通話的輕聲處理形成尖銳對立。這種聲調美學在古典詩詞傳統(tǒng)中本屬常識（李清照《詞論》強調"五音六律"），卻在現(xiàn)代漢語詩歌中淪為需要注釋的"異?，F(xiàn)象"。

四、方言詩學的現(xiàn)代性轉渡

樹科的創(chuàng)作實踐，本質上是在進行本雅明意義上的"翻譯"——將那些被標準語驅逐的方言經驗，重新轉譯為現(xiàn)代詩語。詩中"寫下自己心度嘅事情"的宣言，與策蘭堅持用母語寫作的困境形成跨時空共鳴。這種選擇本身即構成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學：當普通話美學試圖吞噬方言的差異性，詩人用"乜鬼、乜物"（什么）的質詢，捍衛(wèi)著語言多樣性的生態(tài)平衡。

在技術細節(jié)層面，粵語詩面臨三重現(xiàn)代性困境：其一，聲調標記的缺失（如無法區(qū)分"詩"si1與"史"si2）；其二，訓讀字與本字的混淆（如"佢"作為第三人稱代詞的本字考證）；其三，文白異讀的美學選擇（如"冇"u5的白讀與"無"u4的文讀）。詩人通過"粵語字"的創(chuàng)造性書寫，在漢字系統(tǒng)中開辟出容納方言的飛地，這種策略近似于喬伊斯在《芬尼根守靈夜》中對英語的改造——通過顛覆既定語法，釋放被壓抑的語言潛能。

五、余論：方言作為方法

當我們重返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命題，會發(fā)現(xiàn)粵語詩學正在重塑接受美學的范式。標準語讀者遭遇的閱讀障礙，恰恰成為破除語言中心主義的契機。正如詩中"以己之心度人"的反諷所揭示的，任何單一的語言審美標準都是文化霸權的產物。從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的吳語寫作，到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詩界革命，方言始終是重構漢語詩學的重要維度。

在更宏大的文明史視野中，粵語詩的掙扎恰似猶太人流散中的意第緒語文學，或是凱爾特復興運動中的蓋爾語詩歌。這些語言少數派的抗爭，共同構成了對抗文化同質化的全球性敘事。當詩人用"氣煞人也"的文言句式與"白話"聲調并置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語言層面的混血，更是文明記憶的重新編碼。

結語：

樹科的粵語詩作，猶如投擲在語言鐵幕上的燃燒瓶。那些迸濺的方言火星，既照亮了被普通話語義場遮蔽的文化記憶，也暴露出當代詩歌的深層危機——當"怎么寫"的技術焦慮壓倒"用什么寫"的本體追問，詩歌便淪為精致的話語空轉。在這首充滿痛感的方言文本中，我們聽到了漢語古老聲腔的當代回響，也目睹了語言多樣性如何在權力話語的絞殺中艱難存續(xù)?；蛟S正如本雅明在《譯作者的任務》中所言：方言寫作的真正使命，是守護那些即將消逝的"純語言"碎片，在詞語的裂隙中等待文明重生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