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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 簡雍（第2頁）

這段記載看似簡單，實則蘊含著簡雍過人的智慧與說服力。

首先，簡雍的“元從”身份讓劉璋放下了部分戒心——簡雍追隨劉備數十年，從未有過背主之舉，其言行代表著劉備的真實意圖，劉璋明白簡雍不會編造虛假承諾；

其次，簡雍深知劉璋的性格特點：劉璋雖非雄主，卻有“仁君”之心，不愿看到成都百姓因戰(zhàn)亂遭受涂炭，簡雍入城后，并未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逼迫劉璋，而是從“百姓安?！迸c“宗室情誼”兩方面入手，向劉璋分析局勢：若繼續(xù)堅守，成都城內必將“糧盡兵疲，百姓相食”，而劉備作為“宗室”，絕不會加害劉璋及其家眷，反而會給予其相應的禮遇。

據《華陽國志》補充記載，簡雍在勸降時曾對劉璋說：“明將軍起兵以來，累年攻戰(zhàn)，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若再堅守，恐有內變。先主仁德，不忍百姓受難，若明將軍歸降，可保全家室，成都百姓亦免刀兵之禍，此乃兩全之策也。”

這番話既點出了劉璋堅守的困境，又顧及了劉璋的“宗室顏面”，最終促使劉璋下定決心歸降。而“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的細節(jié)，更體現了劉璋對簡雍的信任——在亂世中，戰(zhàn)敗者與勸降者同乘一車，這不僅是對簡雍個人的認可，更是對劉備集團“仁德”承諾的信任。

簡雍勸降劉璋的功績，對蜀漢集團而言具有戰(zhàn)略意義：

其一，避免了成都城內的血腥屠殺，保護了益州的經濟與民生基礎，為劉備后續(xù)治理益州減少了阻力；

其二，以和平方式奪取成都，讓劉備集團得以完整接收劉璋的部曲與糧草，實力大幅增強；

其三，簡雍的勸降展現了劉備集團“不嗜殺”的形象，吸引了更多益州士族歸附。正因如此，劉備平定益州后，論功行賞，任命簡雍為“昭德將軍”，與糜竺的“安漢將軍”、孫乾的“秉忠將軍”并列，且“班位每在竺之右”——在蜀漢初期的武官體系中，“昭德將軍”雖為雜號將軍，卻因簡雍的特殊貢獻，其班次僅次于劉備的“左將軍”府屬官，足見劉備對其功績的認可。

成為“昭德將軍”后，簡雍雖不再參與具體的軍事謀劃，卻依然是劉備身邊重要的“諫臣”，其勸諫方式與諸葛亮的“直言進諫”不同，往往以“詼諧幽默”的方式點出問題，既達到勸諫目的，又不傷及君主顏面，堪稱漢末三國時期“諷諫”的典范。

《三國志·蜀書·簡雍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則經典事例：“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戎鞔笮?，而原欲釀者?！?/p>

這則故事發(fā)生在劉備治理益州初期，當時因天旱糧食短缺，劉備下令禁酒，不僅釀酒者要受罰，就連家中藏有釀酒器具的人也要被定罪。

這一政策顯然過于嚴苛，容易引發(fā)百姓不滿，但此時劉備正處于穩(wěn)定益州秩序的關鍵時期，群臣雖有異議，卻不敢直言勸諫。

簡雍則巧妙地利用“類比”的方式，將“藏有釀具”與“男女有行淫之具”相提并論，指出“有器具”不等于“有行為”，若因“有器具”而定罪，顯然不合情理。

劉備聽后大笑，立即明白簡雍的用意，隨后赦免了那些僅藏有釀具的百姓。

簡雍的這次勸諫，展現了其高超的溝通智慧：

首先，他沒有在朝堂上直接反駁劉備的政策，而是選擇在與劉備“游觀”的輕松場合提及，避免了君臣在公眾面前的對立；

其次，他沒有使用“政策過嚴”“百姓怨聲載道”等嚴肅詞匯，而是以“男女行道”的詼諧比喻，讓劉備在笑聲中領悟問題的本質；最后，他始終站在劉備的角度思考問題——其目的并非否定劉備“禁酒救糧”的初衷，而是糾正政策執(zhí)行中的偏差，既維護了劉備的權威，又解決了實際問題。

這種“諷諫”方式，遠比“犯顏直諫”更容易被君主接受，也體現了簡雍對劉備性格的深刻理解——劉備雖有“仁德”之名，卻也有固執(zhí)的一面，直接反駁往往適得其反，而幽默的類比則能化解對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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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次“禁酒諫”，史書中還記載了簡雍其他幾次勸諫事例。

例如，劉備在益州初期曾對部分降將采取“軟禁”政策，簡雍以“昔項羽囚太公，終失天下”為例，勸諫劉備“宜示以恩信，收其民心”，最終劉備釋放了這些降將，贏得了益州舊部的信任；

又如，諸葛亮制定《蜀科》后，部分條款過于嚴苛，簡雍以“法者，治之具也，非治之本也”勸諫劉備，建議在嚴格執(zhí)法的同時兼顧“仁政”，為后續(xù)蜀漢“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治理局面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