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路,是擔責與反思。這場浪潮,終究是他親手推動、寄予厚望的,如今浪頭偏了,出了問題,他心里早就默默扛起了那份責任。更讓他清醒的是,搞經(jīng)濟遠不像在戰(zhàn)場上運籌帷幄那么得心應(yīng)手——打仗他熟,從井岡山到長征,從抗日戰(zhàn)爭到解放戰(zhàn)爭,他指揮過無數(shù)場硬仗,可怎么讓工廠多產(chǎn)好鋼、讓地里多打糧食,怎么讓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紅火,這里面的門道太多,他還沒摸透。
其實在上山前的一次核心會議上,教員就曾坦誠地說:“搞經(jīng)濟?我真不是行家!”他擺著手,語氣里帶著幾分無奈的自省,“這輩子怕是鉆研不透了,年紀擺在這里,精力也跟不上了。要說精通此道,還得看真正懂經(jīng)濟的同志。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經(jīng)濟這本厚重的經(jīng),終究需要真正懂行的人來念,我這門外漢,不能瞎指揮。”后來,這些話常被與會的同志提起,每次說起來,都忍不住感慨:領(lǐng)袖能這么實在地說自己“不懂”,這份勇氣和坦誠,太難得了。
可誰也沒料到,在那座云霧繚繞的山上,會議開著開著,一場始料未及的風暴突然襲來。原本要糾偏、要降溫的議題被沖得七零八落,大家的注意力都轉(zhuǎn)到了別的地方,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反倒沒人提了。
剛開始上山那會兒,教員的心情還算疏朗。他站在含鄱口,看著眼前的云濤翻涌,像極了故鄉(xiāng)湘江的煙波,心里的愁緒也散了些。山風獵獵,吹起他洗得發(fā)白的舊中山裝衣角,他迎著風站了許久,忽然停下腳步,對身邊的秘書低語:“這經(jīng)濟建設(shè)的經(jīng),比打仗難念多了啊……打仗有章法,有敵人,可搞經(jīng)濟,看不見摸不著,稍不留意就走了偏,難,太難了?!?/p>
但他骨子里的豪情從沒減過半分。沒過多久,那首磅礴的《七律》就傳遍了全國——“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字里行間都是他藐視萬難、志在必得的勁兒,也讓不少像徐詩文這樣的年輕人,又重新燃起了信心,覺得再難的坎,也能邁過去。
會議前半段,氣氛還算輕松,大家圍坐在一起,敞開心扉說話,被稱為“神仙會”??偨Y(jié)經(jīng)驗教訓時,教員也不避諱談自己的失誤,甚至主動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
有天深夜,他跟幾位老同志圍坐在油燈下,桌上放著一杯涼透的茶水,他推心置腹地說:“敢想敢干?沖過頭了就成胡思亂想!責任不全在下面,我也有份。我這人,年輕時性子急,總覺得真理獨握在手,聽不進不同意見;現(xiàn)在嘛,性子壓下去些,可跟自己較勁倒是常事了?!彼α诵?,語氣里帶著幾分自嘲,“有時上半夜還鉆著牛角尖,覺得自己沒錯,下半夜躺下想想,嘿,倒想通了——好多事,確實是操之過急了,沒考慮到實際情況,害老百姓跟著受累了。”
那段時期的顛簸,深深撼動了這位歷經(jīng)風雨的領(lǐng)袖。他這輩子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看透問題的洞察力,可在經(jīng)濟建設(shè)這片新戰(zhàn)場上,他卻遇到了未曾預料的迷霧——明明想往好處辦,想讓老百姓早點過上好日子,可最后卻走了彎路,讓大家受了苦,這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夜里常常輾轉(zhuǎn)難眠。
會議結(jié)束一個多月后,教員回到了北京。在一次重要場合,他的剖白格外沉重,也格外坦誠:“我毛病不少!該鉆研的書沒鉆透,新的學問沒學精,搞經(jīng)濟更是剛摸著門邊,就敢瞎指揮……但我不認輸!學!學到閉眼那天為止!總得有點長進,日后見了先賢,見了老百姓,好歹心里踏實些,不至于愧疚太多?!?/p>
徐詩文后來從公社領(lǐng)導嘴里聽到這番話時,眼圈一下子就紅了——教員都這么較真地學,這么坦誠地認錯,自己還有啥理由怕困難、怕犯錯?那天晚上,他在知青日記里寫了滿滿三頁紙,字字句句都透著一股勁:要像領(lǐng)袖說的那樣,踏實學,認真干,不急躁,不糊弄。
可這話的余音還沒散,三個月后,教員就帶著一支精干的隊伍,南下到了西子湖畔。這次去,目標特別明確:要把蘇聯(lián)的《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讀懂讀透,哪怕啃碎了骨頭,也要把經(jīng)濟這門學問搞出點門道來。他在給愛女李訥的信里寫道:“已下決心,非把經(jīng)濟學這門大學問搞通不可!不然,怎么對得起老百姓的期待?”那信箋上的墨跡,仿佛還沾著西湖的水汽,每一個字,都透著對老百姓前路的焦思——他怕自己學不透,怕自己再犯錯誤,耽誤了國家,耽誤了人民。
可惜,現(xiàn)實的阻力像厚重的帷幕,沒那么容易拉開。因為當時“左的聲音占了上風,主張冷靜、務(wù)實的人沒多少話語權(quán),經(jīng)濟工作里那股“過熱”的勁頭,壓根沒真正剎住。教員的反思與自責,像一團沉甸甸的云,依舊縈繞在心頭,沒散開。
又過了一年仲夏,上海。在一次總結(jié)經(jīng)濟工作的會議上,教員再次直面自己的失誤,語氣里滿是刻骨的痛惜:“錯誤我也犯了,不少是跟大家一起犯的。比如之前的河畔會議,我點頭應(yīng)下了那個過高的鋼鐵產(chǎn)量指標;后來在武昌,明明覺得不對勁,卻又退了一步,沒堅持住;再到上海,另一個更高的指標,我也咬牙扛了下來……這些事,樁樁件件,都是刻骨的教訓,這輩子都忘不了,也不能忘!”
真正的轉(zhuǎn)折點,是在1962年那個寒風凜冽的初春——規(guī)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議在北京召開了。這是一次敢說真話、敢揭問題的會議,也是一次直面錯誤、勇于擔責的會議。
其實在這之前幾個月,教員已經(jīng)做過自我批評,還特意要求把檢討傳達下去,讓基層的同志也知道,他也犯了錯,也在反思??梢驗榉N種無形的藩籬,他的檢討只在極小的范圍內(nèi)傳了傳,沒掀起多大波瀾,好多像徐詩文這樣的基層知青,壓根就沒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