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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曾國藩操練湘軍（第1頁）

咸豐三年（1853年）深秋，長沙城外的岳麓山下，一陣整齊的吶喊聲劃破霧靄。五百余名身著號衣的鄉(xiāng)勇正列陣操練，帶隊的將領聲如洪鐘：“抬槍瞄準！向前三步——刺！”

隊列前，一位身著便服、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負手而立，目光銳利如鷹，正是以在籍侍郎身份督辦湖南團練的曾國藩。

曾國藩練湘軍，源于太平天國運動對清王朝正規(guī)軍的毀滅性打擊。自金田起義爆發(fā)后，太平軍一路勢如破竹，綠營、八旗兵一觸即潰。咸豐二年，太平軍攻入湖南，連克道州、郴州、岳州，直指長沙；次年正月，又沿江東下攻克武昌，二月定都天京，清廷的統(tǒng)治搖搖欲墜。

此時的清軍主力——綠營與八旗，早已腐朽不堪。綠營兵“聚則烏合，散則獸奔”（《曾國藩全集·奏稿》），士兵多為市井游民，軍官克扣軍餉、貪生怕死；八旗兵則久居京師與重鎮(zhèn)，耽于享樂，“騎馬墜鞍，射箭脫靶”成常態(tài)。正如曾國藩在《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guī)模折》中所言：“今日之綠營，怯懦者望風而逃，強悍者先降后反，實無可用之兵。”

面對這個局面，咸豐帝于咸豐二年（1852年）十月下旨，令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藉鄉(xiāng)紳之力，衛(wèi)桑梓之民”。此時曾國藩正因母喪丁憂在籍（湖南湘鄉(xiāng)），接到諭旨后，本欲以“守孝”為由推辭——他深知團練多為臨時拼湊的烏合之眾，此前林則徐在云南、張亮基在湖南辦團練，皆收效甚微。但好友郭嵩燾力勸：“國難當頭，豈容守小節(jié)？”

曾國藩遂于十一月抵長沙，正式督辦湖南團練。

初到長沙時，曾國藩發(fā)現(xiàn)地方團練多流于形式：鄉(xiāng)紳借機斂財，團丁敷衍塞責，甚至與盜匪勾結。他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吾見湖南各州縣團練，名為保境，實則擾民，聚則打家劫舍，散則魚肉鄉(xiāng)里，不如不辦。”

因此，他決心另起爐灶，以“練勇”代“團練”，打造一支全新的武裝——這便是湘軍的雛形。

曾國藩練湘軍，割除了綠營的積弊，創(chuàng)造了一套“兵為將有”的全新制度，其核心可概括為“選將、募兵、營制、訓育”四字。

選將：忠義血性為上

曾國藩選將領，首重“忠義血性”，次求“能吃苦、耐辛勞”，摒棄綠營“以出身論高低”的舊習。他規(guī)定將領須“有鄉(xiāng)紳之名望，有治事之才干，無官場之油滑”，所選拔的塔齊布（旗人，后官至提督）、羅澤南（理學家，湘軍早期核心）、彭玉麟（寒士，水師統(tǒng)領）、曾國荃（曾國藩弟，“吉字營”統(tǒng)領）等，多為湖南籍士紳或儒生，而非職業(yè)軍官。正如他在《勸誡營官四條》中所言：“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以愛民為第一義，若不愛民，雖能打仗，亦終無用?！?/p>

募兵：擇鄉(xiāng)農(nóng)，去游惰

湘軍士兵全部從湖南鄉(xiāng)村招募，“擇樸實壯健之農(nóng)，不雜一市猾，不納一游民”（《湘軍志·營制篇》）。招募時實行“原籍招募、同鄉(xiāng)同里”原則：統(tǒng)領由曾國藩親自挑選，營官由統(tǒng)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士兵由哨官挑選，形成“層層相屬”的私人隸屬關系。這種制度雖強化了凝聚力，卻也為晚清“軍閥割據(jù)”埋下伏筆。曾國藩曾對羅澤南說：“吾輩募勇，如農(nóng)夫選種，必擇其良者，方能豐收。”

據(jù)《湘鄉(xiāng)縣志》記載，湘軍士兵多來自湘鄉(xiāng)、衡陽、寶慶等地，“家有恒產(chǎn)，性多淳樸，畏官法，重鄉(xiāng)誼”。

營制：小而精，專而強

湘軍以“營”為基本單位，每營500人，設營官1人；營下分4哨，每哨108人，設哨官1人；哨下分8隊，每隊12-14人，設什長1人。這種編制遠小于綠營的“鎮(zhèn)”（數(shù)千人），卻更靈活高效。武器配置上，每營配抬槍12桿、鳥槍108桿、刀矛270桿，冷熱兵器結合，兼顧火力與近戰(zhàn)。水師則按船型分“快蟹”“長龍”“舢板”，每船配火炮、抬槍，專司長江作戰(zhàn)——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專業(yè)化水師之一。

訓育：禮法并重，精神洗腦

曾國藩深知“兵無勇則潰，勇無志則散”，因此將“訓”（思想教育）與“練”（軍事訓練）并重。每日早操后，營官必聚眾宣講“忠君愛國”“殺賊保民”之道，甚至用理學語錄教化士兵，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汝等為義而戰(zhàn)，雖死猶榮”。他還親自編寫《愛民歌》，以通俗語言教士兵“不拿百姓一個錢”“不踩百姓田苗”，并規(guī)定“擾民者斬立決”。這種精神教育，使湘軍紀律遠勝綠營，民間有“湘軍過，民不閉戶”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