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庭頒布"仿行立憲"的上諭,這道諭旨稱"大權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清德宗實錄》卷562),意思就是:國家大權由朝廷掌握,各種政務向民眾公開討論,以此建立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此拼蜷_了憲政之門,單在"大權統(tǒng)于朝廷"的前提下,注定了這只是統(tǒng)治者的權宜之計。
上諭頒布的消息傳到上海,張謇正在大生紗廠的車間里查看棉紗質量。這位光緒二十年的狀元,此刻已是實業(yè)巨擘,聽聞消息后立刻放下手中的棉紗,對身邊的鄭孝胥說:"二十年經(jīng)營實業(yè),終見曙光!"(《張謇日記》)他連夜聯(lián)絡湯壽潛、湯化龍等士紳,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入會者達數(shù)千人,連湖廣總督張之洞都暗中資助白銀兩千兩。
而在日本東京,梁啟超讀到上諭時卻冷笑一聲。他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清廷所謂立憲,不過是假立憲以飾其假專制。"(《飲冰室合集》)但他仍抱著一絲希望,派弟子湯覺頓回國,聯(lián)絡國內(nèi)立憲派,期待能推動真正的憲政改革。革命派的章太炎則更為激進,在《民報》上直指:"立憲者,清廷之詭計也,恐民革命,乃以是餌之。"(《章太炎全集》)
清廷的"預備"動作看似有條不紊。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設立"憲政編查館",由慶親王奕匡主持,負責起草憲法;又令各省設立"咨議局",作為地方議會的雛形。張之洞在湖北積極響應,他選拔士紳組成咨議局籌備處,還親自講授"憲政要義",卻在私下對心腹說:"民智未開,驟行憲政,恐生大亂,不如緩步圖之。"(《張文襄公年譜》)
這種"緩步"正中慈禧下懷。她對奕匡說:"立憲可以,但不能急,總要等我百年之后,再讓皇帝親政推行。"(《慈禧外紀》)于是,憲政編查館拋出"預備立憲九年為期"的方案,意味著要到1916年才實行憲政。消息傳出,上海街頭的報童叫賣著《申報》號外,市民們看著"九年預備"的字樣,有人罵道:"這是哄小孩呢!"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各省咨議局陸續(xù)成立。江蘇咨議局的第一次會議上,張謇提出"速開國會"的議案,遭到巡撫瑞澂的反對。"朝廷已有九年之期,諸君何必操之過急?"瑞澂拍著桌子呵斥。張謇卻據(jù)理力爭:"外有列強環(huán)伺,內(nèi)有民生凋敝,九年之期,國將不國!"(《江蘇咨議局檔案》)最終議案雖獲通過,卻被清廷束之高閣。
在湖南,咨議局議長譚延闿與巡撫岑春煊的沖突更為激烈。岑春煊要挪用鹽稅填補軍餉,譚延闿率議員們以"停會"抗議,聲稱"咨議局有監(jiān)督財政之權"。岑春煊惱羞成怒,竟調(diào)兵包圍咨議局,指著譚延闿罵道:"汝等不過朝廷恩賜的說話地方,還敢與官府抗衡?"(《湘報》)這場風波最終以清廷"各打五十大板"收場,卻讓士紳們看清了咨議局的實質——不過是沒有實權的"清談館"。
最具諷刺的是《欽定憲法大綱》的頒布。光緒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憲政編查館公布這份"憲法草案",其中規(guī)定"皇帝有宣戰(zhàn)、媾和、訂立條約、頒布法律等大權",民眾的權利則被限定為"在法律范圍內(nèi)"享有自由。梁啟超在海外讀到后,痛心地寫道:"此非憲法,乃專制國之大綱也!"(《梁啟超文集》)而革命派的孫中山,則在新加坡華僑大會上斷言:"清廷之立憲,必無成,唯有革命可以救中國。"
同年十一月,光緒與慈禧相繼去世,溥儀繼位,載灃攝政。這位年僅25歲的攝政王,上臺之初擺出"銳意立憲"的姿態(tài),下旨"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為五年",承諾1913年召開國會。張謇等立憲派大喜過望,認為"天亡清廷而興中國"(《張謇年譜》),卻不知載灃的真實算盤——借立憲之名,收回袁世凱等漢臣的權力,鞏固皇族統(tǒng)治。
宣統(tǒng)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第一次國會請愿運動在上海爆發(fā)。數(shù)千人聚集在張園,舉著"速開國會"的橫幅,要求清廷立即召開國會。直隸、湖北、湖南等地紛紛響應,山西咨議局議長梁善濟甚至帶著百名議員徒步進京請愿。載灃在養(yǎng)心殿召見請愿代表,溫言安撫:"朝廷自有定奪,諸卿且回。"(《宣統(tǒng)政紀》)轉身卻對奕匡說:"這些士紳越來越放肆,當稍加懲戒。"
半年后,第二次請愿的規(guī)模更大。立憲派組織了"國會請愿同志會",征集到三十萬人簽名,各省督撫也聯(lián)名上奏"請速開國會"。湖廣總督瑞澂、兩江總督端方等封疆大吏,眼看革命黨活動日益頻繁,希望借立憲穩(wěn)定人心,在奏折中警告:"若再拖延,恐生不測。"(《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載灃雖感壓力,卻仍以"籌備未竣"為由拒絕,只答應"再縮期限為三年"。
宣統(tǒng)二年九月(1910年10月),第三次請愿運動達到高潮。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奉天(今沈陽)的請愿群眾甚至沖擊總督衙門。資政院(相當于臨時國會)也通過"速開國會"的議案,一致要求1912年召開國會。載灃震怒,下令將奉天請愿領袖浦殿俊等六人"發(fā)往新疆效力",又令各省督撫"彈壓請愿群眾,勿令滋擾"。(《清實錄》)
在天津,直隸咨議局議長孫洪伊得知消息后,砸碎了案上的茶具,對議員們說:"和平請愿之路已絕,吾輩當另謀出路!"(《孫洪伊年譜》)部分立憲派開始轉向革命,四川咨議局議員蒲殿俊暗中與同盟會聯(lián)系,湖南的譚延闿也派人到東京,與黃興密談合作可能。張謇雖仍抱幻想,卻在日記中寫下:"民望已失,清廷危矣。"
宣統(tǒng)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責任內(nèi)閣",名單一公布,舉國嘩然——13名內(nèi)閣成員中,滿族9人,其中皇族竟占7人(載灃之弟載洵、載濤等),被時人稱為"皇族內(nèi)閣"。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匡,此人以貪腐聞名,民間有"慶氏公司"之稱,各省咨議局紛紛通電反對:"以皇族組織內(nèi)閣,與君主立憲政體相背,請另組內(nèi)閣。"(《東方雜志》)
張謇正在漢口考察實業(yè),看到內(nèi)閣名單后,當場嘔血。他連夜給載灃發(fā)電報:"今設內(nèi)閣,仍蹈專制覆轍,人心離散,恐兆土崩。"(《張謇全集》)白話文的意思是:如今設立內(nèi)閣,仍然重蹈專制的覆轍,人心離散,恐怕會出現(xiàn)國家崩潰的征兆。但載灃回電只有四個字:"毋庸置喙"(不必多嘴)。這位攝政王還在做著"皇族集權"的美夢,卻不知自己已親手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皇族內(nèi)閣"的成立,徹底暴露了清廷假立憲、真專制的面目。梁啟超在《國風報》上發(fā)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痛斥:"清廷之所謂立憲,不過是借立憲之名,行專制之實,吾輩已無可再忍!"(《飲冰室合集》)連一直支持立憲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此時已去世)的門生們,都紛紛加入革命黨。
更致命的是,"皇族內(nèi)閣"推出的"鐵路國有"政策,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們宣布將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卻把路權抵押給列強,引發(fā)四川"保路運動"。四川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率數(shù)萬民眾請愿,被總督趙爾豐開槍鎮(zhèn)壓,造成"成都血案"。這場風波迅速蔓延,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索。
宣統(tǒng)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的槍聲劃破夜空。消息傳到北京,"皇族內(nèi)閣"驚慌失措,總理大臣奕匡竟在會議上哭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辛亥殉難記》)載灃試圖調(diào)兵鎮(zhèn)壓,卻發(fā)現(xiàn)袁世凱已被他罷黜,北洋軍不聽指揮。此時他才想起張謇等人的勸告,急令"解散皇族內(nèi)閣,另組責任內(nèi)閣",但為時已晚。
宣統(tǒng)三年十月(1911年11月),張謇在南京接到清廷的"罪己詔",其中承認"預備立憲未能實行,致失民心",并承諾"速開國會,公舉內(nèi)閣"。但這位立憲派領袖只是淡淡一笑,將詔書扔進廢紙簍——此時,全國已有14省宣布獨立,孫中山即將從海外歸來。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寫道:"大局已定,君主立憲已無可能,唯有共和可以救中國。"
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清王朝滅亡。那些曾為預備立憲奔走呼號的人們,命運各異:張謇成了民國的實業(yè)總長,梁啟超回國參與政黨政治,而蒲殿俊則在四川宣布獨立,擔任軍政府都督。只有"皇族內(nèi)閣"的成員們,或流亡海外,或隱居天津,成了歷史的笑柄。
預備立憲這場持續(xù)五年的騙局,終究沒能挽救清廷的命運。它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統(tǒng)治者的虛偽與短視,也讓國人看清了"君主立憲"在中國行不通的現(xiàn)實。當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人們才明白:真正的憲政,不可能從腐朽的專制政權中生長出來,唯有徹底推翻舊秩序,才能為新制度的建立掃清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