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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江左梟雄桓溫（第1頁）

江左偏安歲序流，誰攜銳旅問中州？

平蜀曾摧三蜀壘，北伐空嗟九塞秋。

劍指長安云黯黯，心窺宸極意悠悠。

功過千秋青簡載，一生爭議屬桓侯。

各位，我們翻開東晉的歷史長卷，桓溫始終是一個無法被簡化的人物。他不是單純的“忠臣”，也非純粹的“逆臣”；不是完美的“北伐英雄”，更非徹底的“亂世奸雄”。在門閥與皇權糾纏、胡塵與漢幟交織的東晉一朝，他以軍事才能為筆，以政治野心為墨，在江左大地寫下了一篇矛盾而厚重的篇章——既能憑萬兵掃平巴蜀，為東晉拓土千里；亦能三番揮師北伐，讓中原遺民望旌旗而泣；卻又始終覬覦司馬氏的龍椅，將廢立帝王視作掌控朝局的籌碼，臨終前仍執(zhí)著于九錫之禮，為登臨九五鋪墊最后的臺階。

要讀懂桓溫，必先讀懂他所處的時代。東晉建政之初，便帶著“先天不足”的基因：公元317年，司馬睿在瑯琊王氏的扶持下于建康稱帝，皇權自誕生起便被“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格局裹挾。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接踵而至，印證了“兵權在手，方能立足”的鐵律；而北方“五胡亂華”的浩劫，讓中原沃土淪為胡騎馳突之地，“北伐復土”成為東晉士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執(zhí)念，卻也成了權臣們積累聲望、攫取權力的工具。

公元312年，桓溫生于瑯琊郡（今山東臨沂），其父桓彝是東晉開國功臣?；敢驮缒曜冯S司馬睿南渡，以“有文武才略”著稱，歷任中書郎、宣城內(nèi)史，是少數(shù)以軍功立足的非頂級門閥官員。按常理，桓溫當是“將門虎子”，享受優(yōu)渥的成長環(huán)境，可命運卻在他十五歲那年，給了他一記沉重的打擊。

公元327年，“蘇峻之亂”爆發(fā)。歷陽內(nèi)史蘇峻因不滿朝廷削權，以“清君側(cè)”為名起兵反叛，率叛軍一路攻破建康，控制晉成帝司馬衍。當時駐守宣城的桓彝，聽聞都城淪陷，立即領兵赴援，卻因兵力懸殊，被蘇峻部將韓晃圍困于宣城。城破之際，桓彝寧死不降，被叛軍殺害——這一年，桓溫剛滿十五歲，一夜之間，從“官宦子弟”淪為“孤兒”。

更讓桓溫刻骨銘心的是，時任涇縣縣令的江播，本是桓彝的舊部，卻在蘇峻叛軍圍城時臨陣倒戈，不僅泄露宣城的防御部署，還參與了追殺桓彝的行動。桓溫將這筆血仇銘刻在心底，為父守喪期間，他不再是嬌生慣養(yǎng)的公子，而是晝夜苦練劍術?！稌x書·桓溫傳》記載，這一時期的桓溫“性儉素，有英氣”，喪父之痛與復仇之心，讓他過早地褪去了少年意氣，多了幾分隱忍與果決。

三年守喪期滿，江播病逝。江家三子——江彪、江統(tǒng)、江思，以為“人死債消”，桓溫即便懷恨，也不會在父親的喪禮上發(fā)難?？伤麄兊凸懒嘶笢貜统鸬臎Q絕。公元330年，十八歲的桓溫，身著素色孝服，暗藏匕首，徑直闖入江家靈堂。彼時江家三子正跪在靈前哭奠，抬頭見桓溫怒目而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慌忙起身抄起喪杖反抗。

但三年的苦練絕非徒勞。桓溫左手格開江彪的喪杖，右手拔出匕首，直刺其胸口，江彪當場倒地；江統(tǒng)、江思見狀欲逃，被桓溫追上，匕首接連刺入二人要害。轉(zhuǎn)瞬之間，江家三子盡數(shù)斃命于靈堂之上。殺完人后，桓溫提著三顆首級，轉(zhuǎn)身前往父親桓彝的墓前，將首級擺在墓碑前，磕了三個響頭：“父親，孩兒為您報仇了。”

這起“靈堂復仇案”，在當時的江南士大夫群體中引發(fā)了巨大震動。有人指責桓溫“太過酷烈”，違背了“士大夫守禮”的準則；但更多人則贊其“孝勇過人”，認為江播叛主殺帥，死有余辜，桓溫此舉是“替父報仇，天經(jīng)地義”。其中，時任荊州刺史的庾翼（東晉名臣庾亮之弟，當時最有權勢的門閥人物之一），對桓溫尤為欣賞。庾翼曾對人說：“桓溫有雄略，若假以時日，必能為國立功，可比之孫權、司馬懿。”

庾翼的賞識，成了桓溫仕途的“敲門磚”。他不僅向朝廷上表推薦桓溫，還將自己的女兒庾氏嫁給了他，通過聯(lián)姻將桓溫納入庾氏集團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持，桓溫的官運如同乘上快馬——從瑯琊內(nèi)史起步，歷任徐州刺史、安西將軍府司馬，短短數(shù)年便從地方小官，成長為手握兵權的實力派將領。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臨終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書，力薦桓溫接替自己擔任荊州刺史、安西將軍。荊州是東晉的“西大門”，扼守長江上游，掌控著巴蜀、荊襄的軍事命脈，是僅次于建康的戰(zhàn)略重鎮(zhèn)。當時的東晉朝廷，礙于庾氏集團的勢力，且無人能替代庾翼鎮(zhèn)守荊州，最終只得同意。這一年，桓溫年僅三十一歲，他站在荊州的城樓上，望著東流的長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業(yè)”的豪情壯志。

手握荊州兵權的桓溫，深知“在門閥當?shù)赖臇|晉，唯有軍功能立威”。當時東晉的周邊，北方有前趙、后趙、前秦等胡人政權，實力強勁，不易撼動；而西南方向，盤踞巴蜀的成漢政權，正處于“國勢衰落”的狀態(tài)，成了桓溫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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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漢政權的建立，源于西晉末年的流民之亂。公元304年，氐族首領李特率關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晉，死后其子李雄稱帝，建立“成漢”，定都成都。到桓溫時期，成漢已傳至第四代皇帝李勢。李勢是個典型的昏君，《晉書·載記第二十一》記載他“驕奢淫逸，不恤國事”，不僅沉迷酒色，還縱容宗室大臣互相傾軋——當時成漢的朝政，被李勢的弟弟李廣、大臣馬當、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員貪腐成風，軍隊疏于訓練，巴蜀百姓怨聲載道。這樣的政權，在桓溫眼中，無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東晉朝廷對“伐蜀”仍持反對態(tài)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險惡”——從荊州到巴蜀，需經(jīng)三峽天險，山路崎嶇，水運艱難，補給線長達數(shù)千里，一旦糧草斷絕，軍隊必??；二是“風險過高”——荊州是東晉的西南屏障，若桓溫伐蜀失敗，荊州兵力空虛，不僅巴蜀會趁機反撲，北方的胡人政權也可能南下，東晉將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當時朝廷中，除了桓溫的參軍袁喬，幾乎所有大臣都反對伐蜀，連宰相何充都直言：“溫雖有勇，然蜀道險遠，恐難成功，萬一失利，社稷危矣?！?/p>

但桓溫向來是“謀定而后動，不隨眾議”。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了解成漢的兵力部署，并制定了“閃電戰(zhàn)”的戰(zhàn)術——以精銳部隊快速突破三峽，直搗成都，不給成漢反應的時間。公元346年冬天，桓溫未等朝廷正式批復，便以“袁喬為前鋒，周楚、孫盛為參軍”，點選一萬精兵，從江陵出發(fā)，沿長江而上，開啟了伐蜀之戰(zhàn)。

這是一場豪賭——一萬精兵，對抗一個立國四十三年的政權；一條險遠蜀道，承載著桓溫的仕途與東晉的西南安危。

桓溫的“閃電戰(zhàn)”戰(zhàn)術，很快便顯現(xiàn)出效果。大軍從江陵出發(fā)后，晝夜兼程，沿長江穿過瞿塘峽、巫峽、西陵峽，沿途的成漢守軍，大多因“猝不及防”而棄城投降。比如成漢的建平太守楊謙，原本駐守巫峽口，見晉軍來得迅猛，未戰(zhàn)先降；接著，晉軍又攻克了涪陵（今重慶涪陵）、德陽（今四川遂寧），短短兩個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橋”（今四川成都南部，當時是成都的南大門）。

直到此時，李勢才如夢初醒，慌忙調(diào)集成漢的全部兵力——約三萬大軍，在笮橋擺開陣勢，欲與桓溫決一死戰(zhàn)。笮橋之戰(zhàn)，成漢軍隊占據(jù)“主場優(yōu)勢”：一方面兵力是晉軍的三倍，另一方面成漢士兵多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則國亡”，因此戰(zhàn)斗一開始便打得格外兇猛。

晉軍前鋒部隊很快便陷入劣勢——前鋒將領龔護戰(zhàn)死，士兵傷亡慘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溫的馬前。晉軍士兵開始慌亂，有些將領甚至向桓溫建議：“將軍，敵眾我寡，且我軍深入敵境，不如暫退，再圖后計?！?/p>

關鍵時刻，桓溫展現(xiàn)出了“梟雄本色”。他拔出佩劍，指著后退的士兵，厲聲喝道：“我軍千里而來，為的就是今日一戰(zhàn)！誰敢后退，先斬誰！”接著，他轉(zhuǎn)頭對袁喬說：“敵軍雖多，但陣型散亂，且軍心不穩(wěn)。你帶五百精銳騎兵，從側(cè)翼繞到敵軍中軍，突襲其指揮中樞，只要打亂他們的陣腳，我軍必勝！”

袁喬領命，立即挑選五百騎兵，趁著戰(zhàn)場混亂，悄悄繞到成漢軍隊的側(cè)翼。當時成漢軍隊的中軍，正由李勢親自坐鎮(zhèn)，士兵們見皇帝在陣中，本還有幾分斗志，可當袁喬的騎兵突然發(fā)起沖鋒，喊殺聲震天動地時，成漢士兵頓時慌了——他們以為晉軍來了援軍，紛紛四散奔逃。

桓溫見狀，立即下令總攻。晉軍士氣大振，跟著袁喬的騎兵沖過笮橋，一路追殺，直逼成都城下。李勢看著潰逃的士兵，聽著城外的喊殺聲，知道大勢已去。他選擇了古代帝王投降的最高規(guī)格——“肉袒面縛，輿櫬自歸”（光著上身，用繩子綁住自己，讓人抬著棺材），親自到桓溫的軍營前投降。

公元347年，成漢滅亡。桓溫以一萬精兵，滅了一個立國四十三年的政權，將四川、云南、貴州的大片土地重新納入東晉版圖。消息傳到建康，滿朝文武震驚不已——他們沒想到，這個三十五歲的年輕人，真的能完成“伐蜀”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朝廷不得不對桓溫加官進爵：封他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爵臨賀郡公，允許他“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從此，桓溫不僅掌控了荊州，還掌控了巴蜀、梁州等西南地區(qū)的兵權，成了東晉最炙手可熱的人物。而平蜀只是桓溫成就“大業(yè)”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掌控東晉的權力，還需完成一件更能牽動人心的事：北伐。

北伐，是東晉士民心中的“執(zhí)念”。自公元316年西晉滅亡，中原淪陷于胡人之手后，“王師北定中原日”便成了無數(shù)漢人百姓的期盼。而對東晉的權臣來說，北伐更是“積累聲望、攫取權力”的最佳途徑——只要北伐有成績，便能被視作“民族英雄”，獲得士民的支持，進而壓制其他門閥，掌控朝廷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