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一個清晨,大都(今北京)中書省衙門外,一群穿著圓領官袍的漢人官員正圍著一份公文吵架。吵得最兇的是禮部尚書徐世隆和戶部侍郎王惲,兩人臉紅脖子粗,差點動起手來。
"行省只管軍政,祭祀大典怎能由行省決定?"徐世隆拍著桌子喊,手里的笏板(hu
bǎn,古代大臣上朝時拿的手板,用于記事)都差點飛出去。
王惲冷笑一聲:"江南距大都千里,等奏請大汗批準,黃花菜都涼了!依我看,行省就該有便宜行事之權!"
這時,一個身穿質孫服(蒙古貴族穿的一種緊身長袍,有規(guī)定的顏色和款式)的中年人走了進來,正是中書省平章政事阿合馬(色目人,忽必烈的財政大臣)。他掃了一眼爭吵的官員,用帶著波斯口音的漢語說:"吵什么?大汗早就說了,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行中書省以統(tǒng)郡縣,該誰管的事,公文上寫得清清楚楚。"
這場爭吵,其實是忽必烈推行"漢法"的一個縮影。這位從草原走來的大汗,正用一種近乎"擰巴"的方式,把蒙古帝國改造成一個適合統(tǒng)治農(nóng)耕文明的王朝。
忽必烈剛繼位時,面臨的是一個爛攤子:蒙古貴族只會搶地盤,不會管地盤,中原地區(qū)的稅收被包稅人(多為色目人)搞得一團糟,老百姓要么逃去山里當土匪,要么就等著餓死。
中統(tǒng)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后為上都)稱帝,第一件事就是找漢人謀士劉秉忠、張文謙等人開會。"你們說,怎么才能讓老百姓不造反?"他啃著羊腿問。
劉秉忠放下茶杯,慢悠悠地說:"陛下,蒙古的札撒(蒙古語,意為法律、法令)管草原可以,管中原不行。得學秦始皇設郡縣,學唐太宗建三省六部,不然天下遲早要亂。"
忽必烈聽得直點頭。他雖然是蒙古人,但從小就喜歡聽漢人講歷史,知道漢高祖劉邦要是光靠打打殺殺,根本坐不穩(wěn)江山。于是,他下了道命令:"從今天起,設中書省,管行政;設樞密院,管軍隊;設御史臺,管監(jiān)察。就按漢人的規(guī)矩來!"
可蒙古貴族不干了。有個叫別里哥的王爺跳出來罵:"咱們蒙古人騎馬打天下,憑什么學漢人的酸文假醋?那些文官拿著筆桿子,能比馬刀管用?"
忽必烈眼睛一瞪:"你懂個屁!當年成吉思汗打金國,要是不重用耶律楚材(契丹人,漢化程度極高,輔佐成吉思汗、窩闊臺的重臣),能有那么多糧草?"別里哥被懟得啞口無言,灰溜溜地走了。
就這樣,元朝的中央機構搭起了架子:中書省相當于國務院,長官叫中書令(一般由皇太子兼任),下設左、右丞相(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管全國的行政;樞密院管軍隊,最高長官叫樞密使(也多由皇太子兼任);御史臺負責監(jiān)督官員,長官叫御史大夫(從一品),號稱"天子耳目"。
這套班子看起來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很像,但有個蒙古特色:長官大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漢人最多當個副職。比如中書省的平章政事,經(jīng)常是蒙古人、色目人各占一半,漢人能混個參知政事(從二品)就謝天謝地了。
元朝的疆域實在太大了,東起朝鮮半島,西到地中海,南抵南海,北達西伯利亞。這么大的地方,光靠中書省肯定管不過來。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在攻打襄陽時,突然想到一個主意:"讓中書省派幾個人,到地方上臨時辦公,管管糧草、軍隊,打完仗就回來。"這就是"行中書省"的由來,說白了就是"中書省的臨時辦事處"。
可沒想到,這臨時機構用著用著就成了常設機構。因為地方上的事太復雜了,稅收、訴訟、救災,哪一樣都得有人管。于是,忽必烈干脆把全國分成十個行省:嶺北、遼陽、河南江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每個行省設平章政事二員(從一品),左、右丞各一員(正二品),相當于"地方版的中書省"。
行省的權力大得嚇人,既有行政權,又有軍權,還有司法權。有個叫張雄飛的漢人官員上奏:"行省權力太大,萬一造反怎么辦?"忽必烈卻不擔心,因為他留了一手:行省的官員互不統(tǒng)屬,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互相牽制;軍隊的調兵權還在中央的樞密院手里;最重要的是,行省的財政收入大部分要上交中央,想造反都沒錢買糧草。
這種制度,后來被明朝、清朝繼承,一直用到今天的"省"(雖然名稱和職能有變化,但本質上是行省制的延續(xù))。有個西方歷史學家說:"元朝的行省,就像給大帝國安上了輪子,既能跑起來,又不會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