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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兩宮垂簾同治繼（第1頁）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紫禁城養(yǎng)心殿的明黃色幔帳緩緩落下，將御座后的區(qū)域與外廷隔開。年僅6歲的載淳身著龍袍，端坐在御座之上，神色懵懂地望著階下叩拜的文武百官。帳后，慈安太后與慈禧太后并肩而坐，透過簾隙審視著這場屬于新帝的登基大典。隨著“萬歲”聲浪響徹大殿，“同治”紀元正式開啟，而“兩宮垂簾聽政”也由此進入實質(zhì)性運作階段。

載淳作為咸豐帝奕詝的獨子，他自出生起便被默認為皇儲——咸豐六年（1856年），懿貴妃葉赫那拉氏誕下此子，咸豐帝喜不自勝，不僅晉封其為貴妃，更在御書房親書“萬年吉慶”四字懸于產(chǎn)房外（《清稗類鈔·宮闈類》）。這種獨一無二的嫡子身份，讓他在咸豐帝駕崩后幾乎沒有遭遇任何繼位阻力。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在熱河病逝前，御筆朱諭“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并將“御賞”“同道堂”二印作為權(quán)力信物，奠定了幼主與太后共治的法理基礎。即便肅順等顧命大臣曾試圖以“祖制無太后垂簾”為由架空兩宮，也始終無法撼動載淳的正統(tǒng)地位。正如《清史稿·穆宗本紀》所載：“帝沖齡踐阼，母后攝政，蓋有天定焉?！?/p>

辛酉政變后，八大臣擬定的“祺祥”年號被廢除，新帝年號“同治”由兩宮太后與恭親王奕欣共同議定。這一年號看似平淡，實則蘊含深意：既可解讀為“兩宮太后共同治理”，亦可理解為“太后與皇帝同治天下”，更暗含“君臣同治”的期許，巧妙平衡了各方權(quán)力訴求。

慈禧太后對這一年號的推行尤為上心。據(jù)《翁同龢日記》記載，同治元年正月初一，她在召見軍機大臣時特別強調(diào)：“‘同治’二字，取同心同德、共濟時艱之意。內(nèi)外臣工，當體此心?！边@番話既是對朝臣的告誡，也是對自身權(quán)力的宣示——在“同治”的名義下，她得以名正言順地掌控朝政。

養(yǎng)心殿東暖閣是垂簾聽政的固定場所。據(jù)《清會典事例》記載，殿內(nèi)陳設為：御座居中，鋪黃緞坐墊；座后懸掛黃幔，高約丈余，寬數(shù)尺，將內(nèi)外隔開；慈安與慈禧分坐幔后左右，前者居左（東），后者居右（西），與傳統(tǒng)“左為尊”的禮制一致；小皇帝則由太監(jiān)引至御座就坐，面對奏事大臣。

聽政流程嚴格而繁瑣：每日卯時（清晨5-7點），軍機大臣、各部堂官按品級排列于殿外等候；傳召后，大臣至御座前跪奏，先叩拜皇帝，再轉(zhuǎn)向幔后叩拜太后；奏事時需高聲朗讀奏折，重要事項需逐條解釋；太后通過簾內(nèi)太監(jiān)傳話，或直接發(fā)問，大臣跪著回應；最終決策以皇帝名義頒布，需加蓋“御賞”“同道堂”二印方為有效。

這種模式下，年幼的載淳是象征性存在。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記載：“小皇帝常坐不住，有時會伸手去抓簾外的奏折，太后便在簾后輕聲呵斥，他便立刻縮回手，茫然地望著大臣。”實際權(quán)力完全掌握在兩宮手中，其中慈禧因熟悉政務、思路清晰，逐漸成為決策的主導者，慈安則更多扮演“平衡者”角色。

為鞏固垂簾體制，兩宮太后與奕欣構(gòu)建了新的權(quán)力三角：太后掌最終裁決權(quán)，奕欣掌行政執(zhí)行權(quán)（以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為核心），地方則倚重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督撫。這種架構(gòu)既避免了權(quán)臣專擅（如肅順），又吸納了新興政治力量，為平定太平天國等內(nèi)憂外患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清廷頒布《垂簾聽政章程》，明確“各省奏折，均先呈兩宮披覽，再發(fā)軍機大臣擬旨，然后請旨鈐印”（《籌辦夷務始末》），將太后的權(quán)力以制度形式固定下來。同時，奕欣被授予“議政王”頭銜，食親王雙俸，其長女被接入宮中撫養(yǎng)，賜稱“榮壽固倫公主”，以示恩寵。

這種“太后主政、親王輔弼”的格局，在初期展現(xiàn)出協(xié)同效應。奕欣主導的洋務運動得以啟動，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獲得更多糧餉支持，朝廷與地方的配合較咸豐時期顯著改善。正如學者孟森在《清史講義》中所言：“同治初年之政局，實乃晚清少有的穩(wěn)定期，垂簾與議政王的配合，功不可沒。”

然而，權(quán)力的平衡始終脆弱。隨著載淳日漸長大，慈禧對奕欣的猜忌漸生，慈安的存在也成為她獨攬大權(quán)的阻礙。“同治”的和諧表象下，新的權(quán)力博弈正在悄然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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