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巖小說

第266章 《方言的復魅與詩性的重生》（第1頁）

《方言的復魅與詩性的重生》

——論樹科《韶州擷光拾影》的在地性書寫

文元詩

在普通話日益成為文學表達唯一合法載體的當代詩壇，樹科以粵語方言寫就的《韶州擷光拾影》組詩，不啻為一次語言的起義。這組詩以"湞妹"、"丹佬"、"霞姑"等擬人化方言詞匯為觸媒，將韶州的地理風物轉(zhuǎn)化為具有體溫的敘事主體，在音韻的褶皺間完成了對嶺南文化基因的考古式發(fā)掘。當"通天塔，通天佑德三條龍"的粵語韻律在紙面跳動，我們目睹的不僅是方言的文學化嘗試，更是一場關于漢語詩性本源的精神復魅儀式。

方言在此展現(xiàn)出其作為"地方性知識"（格爾茨語）的獨特魅力。樹科刻意選用"嚟"（來）、"噈"（就）、"嘅"（的）等粵語特有字符，構(gòu)建起一道抵抗標準語殖民的詩歌防線。在《三江六岸》中，"湞妹源嚟石溪灣武漢追溯三峰嶺"的句法結(jié)構(gòu)，既保留了古漢語"源嚟"（原來）的詞匯化石，又通過"湞妹"這個擬人稱謂，使湞江獲得了神話學意義上的性別維度。這種語言策略令人想起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中對客家話的化用，但樹科走得更遠——他不再將方言作為點綴性的修辭佐料，而是將其提升為詩歌的骨骼與血脈?；浾Z特有的九聲六調(diào)在"韶石，韶音囍奏韶華嘅樂章"等句中形成跌宕的聲腔韻律，恰如《文心雕龍》所言"聲轉(zhuǎn)于吻，玲玲如振玉"，使文字產(chǎn)生超越語義的音響詩學效果。

組詩對嶺南神話譜系的再造，展現(xiàn)出羅蘭·巴特所謂"神話修辭術(shù)"的當代轉(zhuǎn)化?！兜は紤佟分?舜帝南巡點鴛鴦"的典故，被賦予"丹佬雄陽存霞姑滋陰在"的陰陽哲學闡釋。丹霞山不再是被凝視的風景客體，而成為承載著《周易》宇宙觀的符號載體。詩人巧妙化用《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的典故，將"韶石，韶音"與婚慶儀典"囍奏"并置，使上古雅樂與嶺南民俗達成跨時空的和鳴。這種書寫策略與葉芝重構(gòu)凱爾特神話的《凱爾特的薄暮》形成跨文化呼應，但樹科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通過方言的音韻肌理，使神話敘事獲得了物質(zhì)性的語言肉身。

在歷史記憶的書寫維度，《梅關古道》展現(xiàn)出本雅明式"辯證意象"的生成過程。"天險，壁懸，石頭堅"的排比句式，以粵語特有的頓挫節(jié)奏模擬出古道的險峻地形。當"科技火攻，動地感天"突然插入這個古典語境，張九齡開鑿梅關的壯舉與當代工程技術(shù)形成蒙太奇式的疊印。詩人以"廣府珠璣喺桑梓"的在地視角，將《南遷錄》中記載的移民史轉(zhuǎn)化為血脈相連的身體記憶?；浾Z副詞"喺"（在）的使用，使"桑梓"這個傳統(tǒng)意象擺脫了文人詩的陳套，獲得方言特有的親昵質(zhì)感。這種處理可比擬希尼在《挖掘》中對愛爾蘭方言的運用，但樹科通過"名相九公有德道"的倒裝句式，進一步凸顯了粵語保留的古漢語語法特征。

《菩提物語》則展開了禪宗美學的當代闡釋。詩人以三疊"菩提"的咒語式吟誦，重構(gòu)六祖慧能"菩提本無樹"的著名偈語。但粵語版本"菩提本嚟噈有樹"通過副詞"嚟噈"（本來就）的強調(diào)，形成了與普通話版本微妙的語義偏差。這種"方言誤讀"恰如德里達所說的"延異"現(xiàn)象，在解構(gòu)經(jīng)典的同時開辟出新的闡釋空間。"有有冇冇，見者智"的句式，既保留了《壇經(jīng)》"有無俱遣"的禪機，又通過粵語特有的"冇"（無）字，使空色相即的哲理獲得方言的肉身性。這種語言實踐可比擬策蘭用德語書寫猶太經(jīng)驗的困境，但樹科的突破在于，他使方言成為接通古典禪意與現(xiàn)代意識的介質(zhì)。

從詩學本體論視角審視，這組詩實踐了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之家"的哲學命題。當普通話寫作日益陷入"工具理性"的牢籠，樹科的粵語詩歌通過"黃崗蓮花和芙蓉"等在地意象的并置，使語言重新扎根于嶺南的風土。在《三江六岸》中，三條江河被賦予"龍"的圖騰意象，這不是簡單的擬人化修辭，而是方言思維對自然物的本體論重構(gòu)。正如加斯東·巴什拉所言"詩的形象本質(zhì)上就是變異的，它使我們離開以前的棲所"，粵語特有的"通天佑德"等復合詞結(jié)構(gòu)，恰恰打破了標準漢語的理性邏輯，重建了物我交融的詩性認知方式。

在文化政治的層面，這組詩構(gòu)成了一種"少數(shù)文學"（德勒茲語）的抵抗實踐。當全球化浪潮不斷抹平地域差異，樹科通過"韶城沙湖"的地理標注和"珠璣巷"的移民史指涉，構(gòu)建起方言的文學飛地。這種寫作可比擬克里奧爾語作家夏莫瓦佐對馬提尼克方言的堅持，但樹科的獨特價值在于，他將粵語書寫納入中華文化"雅俗交融"的傳統(tǒng)——"囍奏韶華嘅樂章"既保留了民間婚俗的喜慶質(zhì)地，又通過"韶華"的文學典故賦予其雅致的維度。這種處理恰如巴赫金所說的"狂歡化"理論在方言詩歌中的體現(xiàn)，但樹科通過"舜帝南巡"等歷史符碼的植入，使俗語獲得了史詩般的莊嚴感。

樹科的方言詩學實驗，在當代詩歌"聲音轉(zhuǎn)向"的潮流中具有前瞻意義。從"韶音"到"樂章"的意象鏈，暗示著詩歌回歸"歌"本源的自覺?；浾Z豐富的入聲字在"石溪灣"、"三峰嶺"等地名中形成鏗鏘的節(jié)奏脈沖，使詩歌獲得超越文字表意的聲音敘事。這種探索可比擬韓波《元音》中對語音象征主義的實踐，但樹科通過"通天塔"等宗教意象的植入，使聲音本身成為通靈的媒介。尤其當"菩提"的三重吟誦在紙面回蕩，我們仿佛聽見了六祖惠能"以音聲求我"的禪機在現(xiàn)代語境中的回響。

《韶州擷光拾影》的文學史意義，或許在于它為漢語詩歌的現(xiàn)代性困境提供了方言突圍的路徑。當新詩面臨"失歌"的責難，粵語天然的韻律性為詩歌找回了音樂性；當城市書寫陷入同質(zhì)化危機，韶關的"三江六岸"提供了地理詩學的樣本；當文化記憶被博物館化，"丹佬霞姑"的民間敘事使歷史重獲體溫。樹科的實踐啟示我們：詩歌的生機或許不在于向前突進，而在于向下深挖——在方言的礦脈中，埋藏著未被標準語規(guī)訓的原始詩性。就像組詩中反復出現(xiàn)的"韶"字，既是虞舜樂舞的雅言遺存，又是粵語中"繼續(xù)"的方言發(fā)音，這種音義的疊合，恰是漢語詩性本源的最佳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