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巖小說

第73章 《方言的狂歡與抵抗》（第1頁）

《方言的狂歡與抵抗》

——論樹科粵語詩《我嘅抒情》中的語言政治與主體建構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方言寫作始終處于一種邊緣而倔強的位置。樹科的《我嘅抒情》以鮮活的粵語闖入詩歌場域，不僅是對標準漢語詩學規(guī)范的挑戰(zhàn)，更是一場關于語言權利、文化記憶與主體建構的深刻詩學實踐。這首創(chuàng)作于粵北韶城的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質地和狂歡化的抒情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方言詩歌現代性的絕佳樣本。

一、粵語作為詩性抵抗的語言武器

《我嘅抒情》開篇即以鮮明的粵語口語打破沉默："咪話你哋經已瞓曬，我仲鬼咁生猛"。這種語言選擇本身即具有宣言性質——當標準漢語（普通話）在文學表達中占據霸權地位時，粵語的運用構成了一種詩性抵抗。"鬼咁生猛"這樣的粵語特有表達，不僅傳遞了字面意義上的精力充沛，更通過"鬼"這個在粵語中兼具夸張與親昵意味的副詞，構建了一種普通話無法復制的語言質感。

從社會語言學視角看，粵語在當代中國面臨著雙重壓力：一方面是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的推廣政策，另一方面是全球化背景下英語的強勢入侵。在這種語境中，樹科選擇用粵語寫詩，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語言維權"。詩中"冇得冬夜嘅純白嘟冇得個啲好似要凌遲人嘅割肉骨嘅，風刀雨劍"這樣的句子，通過粵語特有的詞匯（如"嘅"）和句法（如"嘟冇得"），創(chuàng)造了一種與標準漢語詩歌迥異的韻律和意象系統(tǒng)。這種語言選擇不是簡單的懷舊或獵奇，而是對文化多樣性的積極捍衛(wèi)。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中"鍵聲喺蹄響，鼠箭噈電閃……"這樣的擬聲詞運用。"噈"這個粵語擬聲字，在描述鼠標快速移動時的聲響效果上，比普通話中的任何擬聲詞都更為精準傳神。這種對方言擬聲詞的發(fā)掘和運用，實際上拓展了現代詩歌的聲音表現力，也證明了方言在表達某些特定經驗時的不可替代性。

二、時間政治與抒情主體的狂歡建構

《我嘅抒情》在時間表述上呈現出鮮明的對抗性特征。"哈哈，喺咁嘅半夜三更正系我日日狂歡嘅不夜天啊"——抒情主體刻意選擇在"半夜三更"這一社會常規(guī)的休眠時間進行狂歡，實際上是對標準化、制度化的社會時間的拒絕和顛覆。這種對非主流時間的選擇，與方言的非主流語言地位形成了巧妙的同構關系。

詩中"世界，喺我嘅白日追夢……"一句尤為值得玩味。"白日夢"在傳統(tǒng)詩學中往往帶有貶義，暗示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粵語表達"白日追夢"通過動詞"追"的運用，賦予了這一行為以主動性和積極性。抒情主體不是被動地做白日夢，而是積極地追逐夢想，這種語義上的微妙差異，正是通過粵語的特殊表達方式實現的。

隨著詩歌的推進，時間意象從個人化的"半夜三更"擴展到了集體性的節(jié)日時間："嘩！年三廿四啫，炮仗噼啪"?；浾Z中"年三廿四"（農歷臘月二十四）的表達，比普通話"小年"更具體、更具地方特色。抒情主體通過對這一特定時間節(jié)點的強調，將自己的個人狂歡與民俗節(jié)慶的集體狂歡聯系起來，構建了一種既私人又公共的節(jié)日詩學。

最富戲劇性的是結尾處"老虎乸醒咗起身嚟輪到我上去佢嘅床個度捐佢瞓過嘅，被竇……"。這里的"老虎乸"（母老虎）既可理解為實指，也可視為某種權威或壓迫力量的象征。抒情主體等待"老虎乸"起床后占據其床鋪的行為，充滿儀式感和顛覆性，通過這種帶有民俗色彩的意象，完成了對權力結構的戲謔性反抗。

三、地方性知識的詩學轉換

作為一首誕生于粵北韶城的作品，《我嘅抒情》深深植根于嶺南文化的土壤。"挨年近晚闔家團圓！嚟春，迎春接福！"這樣的詩句中，粵語特有的祝福語"挨年近晚"（臨近過年）、"迎春接福"等，承載著豐富的地方性知識。這些表達不是簡單的方言詞匯替換，而是整套文化認知方式和情感結構的詩學呈現。

詩中"被竇"（被子）這樣的詞匯尤其值得注意。在普通話詩歌中，"被子"是一個中性的日常物品，但在粵語語境中，"被竇"帶有更多的家庭溫暖和私密性聯想。抒情主體"捐佢瞓過嘅，被竇"（鉆進她睡過的被窩）的行為，通過"被竇"這一方言詞的運用，獲得了比普通話表達更豐富的文化意涵和情感溫度。

從文化地理學角度看，樹科在韶關這一粵北城市的創(chuàng)作本身就具有特殊意義。韶關地處嶺南與中原的過渡地帶，歷史上是中原文化進入廣東的重要通道。在這里用粵語寫作，既是對嶺南文化的堅守，也隱含著某種文化交界地帶的混雜性。詩中"天時地利人和"這樣的成語運用，實際上展示了粵語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融關系。

四、數字時代的方言詩學可能性

在表面歡快的語調下，《我嘅抒情》潛藏著深刻的現代性焦慮。"鍵聲喺蹄響，鼠箭噈電閃"這樣的詩句，將傳統(tǒng)詩歌中常見的"馬蹄聲"意象轉化為鍵盤敲擊聲，將"箭"轉化為鼠標移動，實現了傳統(tǒng)詩意與現代科技生活的奇妙融合。這種融合恰恰是通過粵語的聲音特質實現的——"噈電閃"這樣的擬聲表達，在描述電子設備的聲音效果時，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

詩歌中反復出現的狂歡意象，實際上是對數字化時代個體孤獨處境的回應。抒情主體在虛擬世界中的"日日狂歡"，反襯出現實生活中的疏離感。而粵語的運用，則為這種現代性體驗提供了一種根植于地方文化的表達路徑，避免了全球化語境中個體經驗的同質化。

從媒介學視角看，這首詩的傳播也值得關注。標注具體創(chuàng)作日期（2025。1。23）和地點（粵北韶城沙湖畔）的做法，在數字時代具有特殊意義——它既是對詩歌地理根源的強調，也是對數字流動性的某種抵抗。這種精確的地點標注，與詩中鮮活的粵語表達相互呼應，共同構建了一種抵抗全球化的地方詩學。

結語：方言詩歌的現代性突圍

樹科的《我嘅抒情》通過粵語的詩性運用，實現了三重突破：在語言層面上，它證明了方言在表現現代生活經驗時的獨特優(yōu)勢；在文化層面上，它構建了一種既扎根地方又具有普遍意義的抒情模式；在政治層面上，它通過語言選擇本身，對文化霸權進行了溫和而堅定的抵抗。

這首詩的魅力不僅在于其活潑生動的粵語表達，更在于它揭示了一個重要詩學真理：真正的現代性不是對地方性的抹殺，而是通過各種地方性的對話與交融實現的。在全球化與標準化雙重壓力下的當代漢語詩歌中，樹科的粵語詩寫作提供了一種保持文化多樣性的可能路徑。

《我嘅抒情》最終告訴我們：方言詩歌不是地方風情的簡單展示，而是一種深刻的主體建構方式。通過"我嘅抒情"（我的抒情）這一宣言式的標題，詩人不僅宣告了抒情主體的存在，更宣告了用母語抒情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這首看似輕松歡快的粵語詩，實際上參與了一場嚴肅的文化政治實踐，為漢語詩歌的多元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地方經驗。